4月30号晚上，我刚进家门，手机就响了，是安徽大学的一个朋友打来的。她在电话里急切地对我说：“吴老师，我遇到一件很尴尬的事，不得不求您帮忙。”她说：“去年考博，我英语差两分，没考上。今年又考，英语成绩挺好的，可是很糟糕的是：我和一个姓张的考生并列第三，招生名额是三个，我和小张必须下去一个。后来我听说，他的英语成绩差半分及格，按照往年的规定，他就没戏了，可是今年招生改革，英语成绩可以四舍五入，他就及格了。他英语提高半分，总分刚好跟我一样。”
我说：“真有这么巧的事。”

她几乎是带着哭腔对我说：“您跟北师大的刘象愚老师挺熟的，帮我说说。我考两次了，明年学校不会同意我再考了；考两年都考不上，以后怎么见人啊。小张是北京人，我担心他会……” 说到这里，她停了下来，我猜，她哭了，在擦眼泪。

我没说话，默默地感受她的痛苦，我想：录取工作因为“非典”推迟了，这无疑又延长了她的痛苦时间；她和小张二取一，这两个人无形中就成了“敌人”，而他们都是英美文学的圈内人士，将来还会经常见面，以后，当他们彼此面对的时候，成功者的成功感就打了折扣，失败者的失败感也许会延续一生。

我说：“二取一，舍掉谁都难。我帮你问问看，假如能扩招一个，最好；假如保留到明年一个，也好；假如变成委培，也行，你说呢？” 她马上说：“什么都行，只要能上学。总归是我比他高半分，假如是我少半分，我就不麻烦您了。”

5月1号，我给她的导师打了电话，但结果怎样难以预料，录取工作至今还没开始。

这些天，我对这两个考生产生了同样大的同情，他们两个本来都是过五关斩六将的胜利者，可到最后，在没有决赛的情况下要淘汰一个，设身处地地想一下：这是多么地悲壮。他们经过“死刑”前这漫长的度日如年的煎熬，最后，即使接到录取通知书，还会感到快乐吗？

我的心好像流血了。回忆自己走过的路，在每一个标志我成功的里程碑前，我留下的几乎都不是快乐。我清楚地记得：在第一次荣获国家级大奖的时候，我拿着证书，哭了，哭得很伤心，因为还有两位老师为这个项目付出过心血，他们没能看到成功就先后去世。那天，我真想，真想，用我的生命换回他们的复活，哪怕一天也好，让我把“成功”分给他们。 当我们掌握了辩证法以后，我们就懂得了：任何事情都存在两面性，塞翁失马，亡羊补牢，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随着竞争境界的不断提升，进入半决赛和决赛的人个个都是大智大勇，势均力敌难分伯仲，我们的胜利往往带有偶然因素或附加条件，并不表明我们比对手强很多。我们甚至对对手产生了极大的敬意，不忍心看到对手倒下去的悲壮场面。 当我们知道了什么叫人权以后，我们就懂得了：胜利者和失败者都是人。除了军人有必须打击的目标外，没有绝对的敌人。美国大兵攻进了伊拉克，你说他们会有胜利者的快乐吗？我说，不会，除非变态。因为，那些鲜血，那些难民，那些断壁残垣，那些丢失的珍贵文物，面对这一切，谁还能笑得出来？

当我们明白了什么叫使命以后，我们就发现了：该做的事情实在是太多太多，更大的挑战永远树在前头。我们去过许多地方，我们看到了社会的不平衡，看到了腐败，看到了草菅人命。太多的黑暗给我们的心里装进了太多的压力。我们想改变现状，想普及教育，想推动科技进步，想创造更多的财富。使命感催促我们前行，我们没有时间欣赏自己的足迹和路边的风景。 面对成功，我们为什么不快乐？那是因为，我们为之付出得太多，太多。
面对成功，我们为什么不快乐？那是因为，我们要尊重对手的悲壮。
面对成功，我们为什么不快乐？那是因为，更大的挑战就在前面。

于是我想，也许我们应该关注于竞争的“过程”，尽力，用心，就足够了，不要过分地在意“结果”。谁都不愿意失败，谁都不可能常胜。赢有赢者的泪水，败有败者的尊严。 “过程”更重要。不必在意金牌与掌声，我们只希望一路高歌。

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想办法，尽量多地为“过程”注入快乐的因素。

比如，不要做独行侠，要结伴同行。

比如放弃。一路走过，别把鲜花采尽，要有取舍，留给他人。

比如幽默。幽默里包含着对生活的调侃，包含着自嘲和善意地嘲笑他人，幽默不是快乐，却能引来笑声。有笑声的地方就有凝聚力。

比如赞美。赞美的语言总能带来好的心情。

面对成功，我们为什么不快乐？那是因为，我们成熟了。

（作者系集团常董办信息中心员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