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的文化散文《秋雨散文》中有一章叫“抱愧山西”，余秋雨描述到：“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城市里那些比较象样的金融机构，最高总部大抵都在山西平遥县和太谷县几条寻常的街道间，这些城市不过是腰缠万贯的山西商人小试身手的码头而已。”由此可见山西之富。晋商称雄中国商业界达数百年之久，在其鼎盛时期，如果要评选出当时的“中国百富榜”或是“年度经济人物”前十名将皆由晋商占据。

恰好，最近央视经济频道热播大型人文电视专题片《晋商》，看过后记住了几个小故事，现在拿出来以飨读者。

离山西省省会太原市不到五十公里，有一个叫车辋的村子。大约一百年前，村子里曾住着一户叫常威的商人。常氏家族的宅院，今天依旧坐落在村子中央。整个宅院占地150亩，共有房屋一千五百多间。据史学家估算，当时常家的财产超过1000万两白银，堪称富可敌国。拥有了富可敌国的财富之后，常家对自己经营的商品仍然没有一丝马虎，大生意是这样，小生意也是这样。比如旗下杂货铺瑞隆裕，进货从来都是到最好的地方去进。比方沙锅一定是要去平定的。磨香油用的芝麻，只选平遥的，因为平遥芝麻个儿大、皮薄、出油率高、油质好。麻，要去东山一带，进回来以后自己打。就是现在老人们还在说，瑞隆裕的麻绳如何如何，别地方一条绳子用三年，它可以用十年。更可贵的是，光绪三年，山西等省大灾3年，以牲畜为脚力的中俄茶叶贸易受冲击最大，由原来的20万担锐减至8000担，常家的茶叶生意几近瘫痪。但就在这个艰难的时候，常家却拿出了3万两白银在府中修戏台，当时常家规定“凡抬一砖者，皆有饭食”，大灾3年，常家的戏台也修了3年。常家人以此方式变相行善，保住了乡民的自尊，用心可谓良苦。

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很多王公大臣及富人仓惶出逃，连金银细软都来不及收拾，只随身携带了日升昌的银票。当时的情况是日升昌北京分号的银子被抢，帐本被炬，很难查别难民所带的银票真伪及数量是否正确，如拒绝兑换等总号把帐本重新查证一番也在情理之中。但日升昌对前来兑银的难民从不拒绝。当时中国的金融信托事业并没有多少社会公证机制和监督机制，即便失信也几乎不存在惩处机制，因此一切全都依赖信誉和道义。等到战乱过后，北京分号重新开业时，王公大臣平民百姓纷纷前来储银。日升昌以甘冒风险的代价取得了名利双收。

张艺谋拍摄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只是取了乔家大院的一些角落而已，到辛亥革命时，乔家大院所掌管的大德通由第三代掌门人乔映霞主管。1926年冯玉祥向乔家摊派数十万两白银，令其实力大亏。到1930年中原大战，山西军阀阎锡山战败，导致山西内部使用的晋钞迅速贬值，与新币兑换为25:1，但大德通坚持以1:1为储户兑换新币，造成30万两白银的亏空，2年后大德通悄然歇业。

乔映霞当时算过一笔良心帐“大德通这种商铺就算亏损、歇业也不至于衣食无着，普通百姓受此灾难，怕是生活都难以为续，孰重孰轻，不言自明。”乔映霞说这些话时，面色平静，大义凛然。

对比现在一些商人的做法，就不难看出与晋商之间的差距。曾经号称“中国首富”的牟其中，上海首富周正毅，福布斯老二杨斌，这些人为了名利不惜以身试法，假帐、丑闻不断暴出，最后一个个落得身陷囹圄。曾经的央视“标王”三株、小霸王、秦池等只是追求片面的轰动效应，而不重视自身的质量、管理等各方面的建设，导致现在全都在市场上难觅其踪影。俗话说：“名利如刀，财色毒药”，如此观之，果然不假。

明代一位山西著名商人王现说过这样一段话：“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故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天之鉴也。”

其实商业上的一时成功有很大的偶然性，如何让企业持续发展下去，成为一个“百年老店”，才是一个企业家真正的成功。晋商可以长达数百年的称雄中国商界，看来其独特的经营理念的确有很多可借鉴之处。

以义制利、以质为先、以仁为本、以诚信通天下，这是晋商数百年所遵守的信条，其实这是亘古不变的商业真理。

[作者系华润雪花啤酒(中国)有限公司员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