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8月， 钱之光抵达香港，任华润公司董事长，杨琳任经理。钱之光的到来为华润公司带来了另一个重要使命：接送在港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参加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

华润公司和“香港工作委员会”的方方、潘汉年等开始筹划如何秘密联系民主人士，如何避开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如何应付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如何租船、船上装什么货，此外还要勘察地形、设计出海线路，等等。

8月下旬，准备工作就绪，决定9月初起航。航线是：从香港北上，经台湾海峡，至朝鲜的罗津，再到哈尔滨。

就在这个时候传来了一个不幸的消息：冯玉祥在从美国归国途中因轮船失火不幸遇难。

为了确保民主人士的安全，大家一致认为：不能让这么多民主人士乘一条船，改为分批回国。

经过反复权衡，最后决定分四批运送，第一批人数要少，先走四位：蔡廷锴、谭平山、章伯钧、沈钧儒，由章汉夫护送。

“波尔塔瓦号”上装满了华润公司的货物，以上5位作货物押运员，问题是，这5个人无论如何不像货物押运员，而当时其他可靠的华润员工还走不开，后三批运送任务更加艰巨。

杨琳决定让自己的儿子和博古的儿子同船前往，跟大连“中华贸易公司”的祝华一起，作货物押运员。两个孩子会讲粤语。杨琳的儿子当时在香港读大学；博古的儿子高中刚毕业，自博古飞机失事以后，他就住在杨琳家里。

杨琳完全知道，这是一次极其危险的航行。

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开始。

1948年9月13日傍晚，杨琳带着两个孩子先行上船，安排好以后就默默地下了船。过了一段时间，钱之光上了船，在船上迎接四位民主人士和章汉夫，并话别。夜深人静的时候，轮船驶出香港。

轮船在海上行驶了8天，有一天，美国的飞机飞到轮船上空侦察，飞机飞得很低，很久不肯离去，苏联船员拿出苏联国旗，在两个孩子的帮助下，把旗子铺在甲板上，飞机看到苏联国旗就飞走了。

轮船驶过台湾海峡遇到台风，那一夜，华润公司参与此项工作的人员彻夜不眠。

9月21日，刘昂从大连致电香港：货船已顺利到达朝鲜的罗津。

此时辽沈战役正如火如荼。

第一批民主人士在香港“消失”后引起舆论界种种猜测，所以，第二批民主人士直到11月初才成行。另外一个原因是，波尔塔瓦号在香港与一艘法国船相撞，华润公司不得不临时租船。第二批人数较多，其中包括：郭沫若、翦伯赞、许广平、周海婴、马叙伦、陈其尤、沙千里、宦乡、曹孟君、韩炼成、冯裕芳。王华生陪同并负责货品押运，他是广东人，会讲粤语。11月2日辽沈战役胜利结束，他们在船上收听广播得知了这个消息。轮船改在长山群岛抛锚，再用小船把人员运上岸，送到安东（今丹东）。

为安全起见，也因为香港与东北的贸易需要，1948年底，华润公司购买了自己的轮船，命名“东方号”，组建了“华夏航运公司”，隶属于华润。为便于国际航运，也由于当时新中国还没有诞生，该船挂巴拿马国旗。

第三批民主人士于12月 26日夜出航。因为著名的李济深在这一批，所以整个过程充满了惊险，影片《李济深北上》记录了这个惊心动魄的故事。其他同行的民主人士还有：朱蕴山、梅龚彬、邓初民、章乃器、施复亮、彭泽民、茅盾、王绍鏊、柳亚子、马寅初、洪深、孙起孟、吴茂荪、李民欣。此次乘坐的是苏联货轮“阿尔丹号”，徐德明陪同并负责押运货物，轮船在海上逆风行驶，坏了一个引擎，走了12天才到达大连。

第四批民主人士于1949年3月14日起航，这时平津战役已经结束，黄炎培、盛丕华、盛康年、俞震寰、杨延修等民主人士在华润公司财务经理刘恕陪同下，直驶天津。后来，华夏公司的“东方号”又多次航运天津，每次都有数十名乃至百余名著名人士回到北平。

就这样，在辽沈战役、平津战役的隆隆炮火中，华润公司完成了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使命，先后把三百五十多名民主人士运回大陆，保证了新中国政治协商会议的顺利召开。

全国解放以后，华润公司为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为祖国的外贸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如今她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拥有九大行业、多家上市公司、近千亿资产的大型企业集团。

[作者系集团常董办研究部员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