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道理就这么简单，谁有权查我们的证件，我们就有权监督谁 谁有资格查我们的证件 |
 |
| 雪仙【集团董事办】 |
| 回北京见到贸促会的朋友，聊起当初谈恋爱时的故事，一起笑。 那时候，我住在沙滩后街，男朋友来看我，同宿舍的小妹就说：“吴姐在景山公园歪脖子树下读外语呢。”歪脖子树是崇祯帝上吊的地方，不吉利，但是，作为玩笑，很幽默。我们就在景山见面。 男朋友住在台基厂三条，东单公园附近，离王府井也近，我也常去他那里。那时候住房紧张，有几家新结婚的夫妇也住在这个宿舍楼里。 故事发生在一天早上。春季，阳光灿烂，我穿着淡绿色风衣兴高采烈地去男朋友那里约会，心情极好。 见到男朋友，还有男朋友的一群朋友，都是谈恋爱的人，大家都很幸福。 宿舍每层楼只有一个水房，我去水房洗手，见到一位女士，穿着长袍睡衣，她突然对我说：“把你的身份证给我看一下。” 我不认识她，愣住了，不明白为什么要查我的证件。 她很愤怒的样子，伸着瘦瘦的手，瞪着我。 见她是认真的，我也认真了，我说：“你没资格查我的证件，如果你是警察，请你穿好警服再来。”我转身往回走，她不依不饶跟在后面，开始骂人。 几个房间的年轻人出来看热闹，我感觉好没面子。从她骂人的话里听明白了：她买的大白菜少了一棵，怀疑是我们外人拿的。大家开始笑她。 后来得知，她是贸促会的人。 这件事过去这么久了，我居然一直记得。贸促会的朋友告诉我，那个人后来很不幸。我说：那是必然的，那种性格的人不会有好结局的。 回家的路上想起这样一个问题：到底什么人可以查我们的证件？ 文革的时候，凡是戴红卫兵袖标的人，都可以在任何地方拦住你，查工作证、户口什么的（那时没有身份证）。文革结束后，北京有很多戴袖标的小脚老太太，她们的权利可大了，看谁不顺眼就查谁，外地人最怕她们。 改革开放几十年了，我不知道我们的公民们是不是明白了这个法律常识：我们的证件不是谁都可以查的。 一般说来，查证件要符合这样几个条件： 第一，什么机构发的证件，什么机构有权查。“护照”是国家机构发的，那么海关、公安部门有权查验；“身份证”是派出所发的，国家的各级管理机构、办事机构有权查；“工作证”是单位或公司发的，那么老板有权查；购物“贵宾卡”是品牌店发的，发卡的那家品牌店有权查；“借书证”是图书馆发的，发证的那家图书馆有权查。 第二，工作人员查证的时候，必须是他的上班时间或者执勤时间，就是说，必须在写字楼里，如果在户外，他必须穿着警服等政府发的执勤服装，佩戴胸牌号码。 当我们的证件被检查的时候，我们同时有权对“检查者”进行监督。就是说：谁有权查我们的证件，我们就有权监督谁。这是法律赋予我们的权利。如果查我们证件的人违规操作，我们有权记录他的胸牌号码，向他的上级部门反映。 有这样一件事，那是香港自由行刚开始的时候。北京来的几个朋友从澳门拱北海关回珠海，被拦住了。海关工作人员向他们要“旅行团号”，他们没有。自由行就是不需要跟旅行团的，哪里有旅行团号。 警察带他们进办公室，每人罚款几百。我说：“把收据留好，回国后告他们。中央号召自由行，他们却罚款，这是不对的。” 再次排队出关。警察收回了罚款收据。我说：“请把收据还给我。” 警察说：“收据要收回。” 我说：“钱是他们交的，收据应该属于他们，你凭什么没收？” 他说：“这是上级规定。” 我说：“那好，我不为难你，给我收据，我去复印一份。” 警察说：“整个海关没有复印机。” 我说：“没关系，澳门总有复印机吧，我回澳门复印。” 北京的朋友们回不了澳门，我的证件是多次往返的。 警察马上叫来领导，领导又把我们带到小屋子里，领导说：“对不起，误会了，给你们退钱。” 我说：“我们不要钱，就要收据。” 那个领导点头哈腰，赔礼道歉，好话说尽，还要请我们吃饭。 考虑到珠海的朋友开着车在海关外面等我们，不能耽误太久，最后，我们不得已接受了退款。 假如有那张收据在，制定此项罚款规定的领导就倒霉了。他们是违规创收，罚款所得的资金肯定不上交、不纳税。 他们违规了，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记下他们的胸牌号码，投诉他们。道理就这么简单，谁有权查我们的证件，我们就有权监督谁。 第一，国家机关公职人员，尤其是警察，他们的工资是我们纳税人的钱，是我们养着他们，他们必须为纳税人好好服务，不能刁难公民，更不能勒索。 第二，现在竞争很激烈，国家机关如警察局等，内部也是竞争上岗，投诉信很管用。某人被投诉，次数多了，他的上级正好有了一个借口，安排他下岗。 当我们每个人都会保护自己的时候，社会上的违法行为就会减少，可能连腐败都会减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