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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谁？我从哪里去？要到哪里去？这是人类哲学层面最形而上的三个终极问题。谁若能回答清楚这些问题，就能够真正把握世界的本质，参透生死，自然也能够预见未来。宗教给了我们一个完整的解释世界过去、现在与未来的体系，但是人们似乎对此总是半信半疑。因为人们不相信那些自己看不见的东西，越来越执着于现实，依赖于科技，总是从自身之外去寻找原因，所以就有了无数的来指导我们预测未来的理论。据说，亚马逊网站列出的所有书目中，有5,6170本图书的名字都与变化有关，其中1,1195本与商业变化有关，2404本与全球变化有关。在这个发展越来越快的世界里，人人都在挖空心思地想着怎样赶上变化的潮流。 同样是预测未来，美国记者弗里德曼的《世界是平的》极度渲染当世界的变化迅速。而以《大趋势》一书奠定了趋势学大师的地位的约翰?奈斯比特，在他的新作《定见》一书中提出，人们得出千差万别的结论，完全取决于自己的思维模式，要想预测趋势，首先要有正确的思维模式。这同佛教的哲学颇有相似之处，佛教的主张就是要知道世界的本相，须从人自身去找根源。 与许多未来学作品不同，《定见》不故作惊世骇俗之语。书中提出的十一条“定见”大都为人所熟悉，比如说变化中大部分事物都有章可循。德鲁克也曾说过类似的话：人们总是倾向于认为自己所经历的时代巨变是史无前例的，实际上历史在多数时刻都在重复自己。重要的是学会谦虚。变化中的大部分事物其实并不很深奥，大多数人对其都能一目了然，但能将之用得不“跑偏”者却很少。原因何在？或许多半是多数人五阴炽盛，为欲望所困，过分执着于现实，以致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定见》还是一部充满了慧思的书。“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从某种意义上说，未来学就是慧学，没有慧思的人是无法预测未来的，因为它能让人关注事物的本源，而不是枝叶。佛家认为慧并不等于智，慧高于智。牟宗三先生对此有精辟论述：智讲的是穿透性，慧讲的是包容性。心态问题显然不属于智的范畴，而属于慧的范畴。把慧与智分开，不惟作者的观点所左右，而是与作者进行心灵感应式的交流，会让人得到另外一种阅读乐趣——“理趣”。慧思有时就是理趣，虽然其理不一定是真理。智是生硬的（正如有人说科学是高度意识形态化的），而慧是柔性的，它意味着一种从容，一种驾驭感，一种作为一个人与生俱来的自由。 作者显然是一位有“慧根”的人，在《定见》中，他批判了“变是唯一的不变”这一看似有理的观念。他引用所罗门国王的名言——“已有的事，后必再有；有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来说明变化不过是形式。对于中国读者，这一点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如今，几乎所有的国人都在谈创新，但其实，很少有人能够说清楚创新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原创性的东西是很少的，绝大多数都是模仿。创新理论的发明者是熊彼特。熊彼特的理论架构带有明显的结构主义味道，而结构主义者在本质上是保守分子，百分之百的结构主义者都认为“太阳底下没有什么新鲜事”，有的只是不同的排列组合。 另外，慧思还能赋予人慧眼，让人拥有迥异常人的辨别能力。比如作者在书的一开篇就说自己最喜欢读报纸，而且只看事件报道，不看评论，除非自己对相关领域很熟悉，有能力辨其真伪。作者的意思是说，我们不应该让舆论性压倒信息性。不单报纸，网络、广播，包括层出不穷的书籍，在提供信息的同时，其实也在扰乱视听。我觉得展现在媒体上的事件，与实际的事件本身，就好比当下的股市市况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一样，都有太多的泡沫成份。所以，不为琐事所牵绊，而是要牢牢盯住那些已经或者将要对我们的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这也许是作者想传达给我们这些在令人困惑的世界里企盼找到清晰的未来目标的人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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