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从事华润希望小镇的规划与建设工作的同时，我们用相机记录了这一具有探索精神的社会改造实验过程，但如果把这些影像简单地看作是艺术行为我是不认同的。当然，先前也有很多人认为摄影不是艺术，塞巴斯蒂安?萨尔加多（Sebastian Saigado）曾说“我从没把我的摄影当作艺术”，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则干脆说“摄影成为艺术，那它就危险了”。我希望大家应该透过影像的表面去考察它背后所折射的事件，即我们正在从事的，以百色市永乐乡为基地的，中国农村“乡村建设与实验”的社会实践。因此也就理解这些摄影是属于这项实践工作的组成部分，它们既是对百色市永乐乡的村庄未来发生巨变的思考，也是对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所说的“以前曾经在那存在过，现在正在消失的东西”的记录，更是对这个时代中国农村变革的重要观察。

我们以前曾这样写道：

梦想一直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最大动力。2008年北京奥运会打出了“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标语，它象征着这个时代中国人希望参与世界、改善世界的强烈愿望。的确，该是憧憬“中国梦”的时候了。

那么，“中国梦”是什么呢？

中国是一个有着九亿农民的国度，而且几代的国家领导人都曾经十分肯定地说过：中国的根本问题，实质就是农民问题。由此，是不是我们可以把“中国梦”具体化为“中国农民的梦”？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的“中国梦”将是无比清晰的──

不论是希望住上城里人那样干净漂亮的房子，还是希望田地里的庄稼能卖出个好价钱；也不论是希望孩子能有个坚固的校舍安心读书，还是希望身边能有个设施齐全的卫生院，不再因进城昂贵看不起病而老是拖熬着；不论是希望不用离乡背井外出打工，就能在自己老家做点小买卖、把日子过红火，还是希望家乡的山水能够永远地清秀下去……说到底，这些质朴愿望的背后就是中国农民的一个个“致富梦”。
发生在广西百色的这个新农村建设真的可以承载一个蓬勃的“中国梦”吗？

作为一个农业国家，中国历史的发展表明，它的发展动力一直是源自于自身的内部，历史上的乡村建设多是依赖传统的“乡绅制度”与“农耕文化”。科举制度虽然使读书人成为统治的工具，但也让他们从道义上担负起管理乡村公共事务的责任。由于没有公共财政积累，乡村的公共服务多是由乡绅、商人或上层精英来承担，如村庄的规划、建设和管理，农田水利和公共建筑的兴建，修桥、铺路、造凉亭以至市政设施的建设等等。这种乡村内生性的发展模式又进一步强化了乡绅的社会与政治地位。为此美国学者约翰?弗里德曼(John Friedman）在他的《中国的城市转型》(China’s Urban Transition）一书中，把它归结为是：中国城市与社会“内生型”特点的根源。“乡村建设”正是这种内生的社会与文化力量的体现。

但是，共和进程中断了这种历史。连年的战争、人民公社制度的解体和家庭联产承包制度的确立，尤其是长期的城乡二元制度，使得我们的乡村建设面临着从社会组织、经济增长模式到乡土文化关系的全面困境。尽管如此，我国的乡村建设实验以及对梦想的追求从未停止过。早在1920年代，留美归来的晏阳初博士就倡导并身体力行“博士下乡”运动，在河北定县到农民之中，探索农村建设、民族自强自救的道路。虽然这项“乡村建设运动”被抗日战争所中断，乡村建设运动后来也被视为“改良主义”，被批评实效差，未能挽救农村破产的命运，但是晏阳初先生当年的“定县实验”仍给我们今天认识、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值得借鉴的宝贵经验。他一生矢志平民教育、献身乡村建设的精神，更是当下值得珍惜、继承和弘扬的精神遗产。

在孟加拉，穆罕默德?尤努斯（Ahmed Yunus）创办了农村小额信贷模式已经运转了三十多年，在全球发展中国家帮助了数百万人口摆脱贫困，并因此获得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作为学者，中国社科院的杜晓山教授和他的同事们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关注尤努斯模式，而作为实践者，他们“复制尤努斯模式”在河北易县的本土试验也已经进行了15年，取得了相当的成效。因为他们都一致地认识到，“持久的和谐只有在大量人口找到摆脱贫困的方法时，才会成为可能”。

到了2000年，“三农”学者温铁军教授不再满足于纯理论的说教，带领他的团队在河北定州的翟城村组建“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开展近乎于乌托邦式的“新乡村建设”实践。虽然最后的结局有些悲怆，但通过深入乡村沟通与宣传，努力让农民从心底里感受到了“合作起来有好处”，探讨了在“不得不小农经济”的条件下，如何实现农业的现代化。的确，只有把农民组织起来，帮助农民真正形成有市场谈判地位的组织，进而实现农民的自我赋权（self-empowerment），才能实现农业的规模经营，继而达成农业产业的现代化。

今天，中国的“乡村建设”已不再仅仅是民间的自发行为，自1982年以来，中央先后发布了十个关于“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2008年10月十七届三中全会又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做出了“加强农村制度建设、积极发展现代农业、加快发展农村公共事业”的重大决策。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社会财富积累以及公民意识的培育，已经初步形成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机制；也初步形成了政府、企业公民与民间智慧相结合，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格局。“新农村建设”既然成为了国家战略，自然也就寄托了强国的梦想。

2008年华润集团选择广西百色的永乐乡，作为通过慈善捐助带动“新农村建设”的示范项目，来开展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社会实践。华润慈善基金联合我的学术团队开展这项实践，初步形成了企业加高校、资金加智慧、公司加农户的新型合作模式。

规划中的华润希望小镇是由洞郁、塘雄及那平三个屯组成，2007年这里的农民人均年收入仅2360元，仍属贫困地区。然而到过这片土地的人就会发现这里依山傍水，空气清新，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具有优美的山水风光和典型的农业景观。更让人难以忘怀的是这里淳朴的民风：不论是对生活充满着感恩之情的洞郁老兵周忠义一家，或是被称作能工巧匠的塘雄罗云良一家，或是对知识和城市充满向往的洞郁姚凤英一家，或是善于盘点生活的塘雄黄玉宏一家。每每与乡亲们交谈，我都能从他们的眼中感受到对美好生活的渴望。

今天，我们建设华润希望小镇，其实也是一项“乡村建设与实验”，在这项实验中，旧有的环境将发生巨变，社会组织与邻里关系将得到发展，村民的生产方式、生活内容将得以提升。用影像记录这一历程、见证乡村的巨变，有助于我们把“摄影作为一种消失”来理解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的深刻语义。我想这才是我们“乡村建设与实验”的影像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