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润,与祖国风雨同路
一九三八年,一间小小的贸易商号在香港悄然成立,取名联和行。就是这家当初毫不起眼、籍籍无闻的小商号,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却显示出她的巨大能量。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她忠实地履行了党和国家所赋予的重要使命,为国家和民族,作出了突出贡献。七十一年过去了,她没有走向衰落,而是通过自我调整和转型,焕发出勃勃生机,成为一家倍受社会各界尊敬、发挥着巨大影响力的企业。这家公司,就是蜚声海内外的大型国有企业集团 —— 华润(集团)有限公司。





烽火中诞生 决战中创业

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前,成立过许多公司。这些隐蔽战线上的重要机构,迄今硕果仅存并发展壮大的,只有华润一家。

革命战争时期,华润以贸易为掩护,为党的军事、统战、经贸工作,开展了大量工作。那时期华润的工作,与党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和中共高层人物的活动密切相关,成为党的隐蔽战线斗争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联和行的成立,是陈云同志一手策划的。抗日战争时期的联和行,任务是参与党在香港领导的抗日募捐活动,妥善保管抗日捐赠物资,采购各种军需物资和药品,辗转运至抗日根据地。

抗战胜利后,受周恩来同志的指示,联和行进行了改组,更名为华润公司,被赋予了更为重要的使命。

解放战争期间的华润,以贸易为掩护,配合我党军事、统战、经贸工作,完成了多项重要使命。例如打通香港与解放区的贸易通道;接送爱国民主人士北上参加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配合三大战役,采购军需物资;接管我党在港贸易机构,为解放区输送经济干部;采购国计民生物资输往被解放的城市,恢复当地生产、平抑物价。

两根金条起家

联和行的起步资金,与两根金条密不可分。1931年5月陈云出任中央特科负责人。当时临时中央设于上海,而苏区则远在湘赣边界一带,两地间急需建立秘密交通站、打通地下交通线。经过多方物色,陈云将目光集中到了一个可靠的小伙子身上,他是无锡人,名叫秦邦礼(即后来的联和行创始人杨廉安),是博古(又名秦邦宪,中共早期领导人)的弟弟。那年夏天,陈云在上海交给秦邦礼两根金条,指示他以此做资本,以开店为掩护,为党建立秘密交通站。

依靠这两根金条,到1935年,秦邦礼(开店后化名杨廉安、杨琳)已办起了6家店铺,有“米店”、“家具木器店”、 “中法药房汕头分行”等。以此为掩护,传递情报,保管文件档案,接待来往苏区的我党高级干部,为苏区购买药品、食盐、无线电器材等。这些活动直至红军北上长征后才停止。

抗日联合统一战线成立后,陈云再次指示杨廉安到香港开公司,协助八路军驻港办事处工作。1938年夏,杨廉安带着当初结业时留下的资金,抵港开设了 “联和行”(在无锡话里,“联和”与“廉安”同音,而且这个名字当时经过了陈云和长江局的批准),这就是华润公司的前身。1948年8月联和行进行了改组,12月18日更名为“华润公司”并在香港注册,注册资本500万港元。1949年3月,中央决定将我党在香港的另一家重要贸易机构——广大华行与华润公司合并,广大华行向华润注资500万港元,华润公司实力得以壮大。此后,中央又分别于1950年夏、1952年秋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合并,将党在香港的贸易机构统归华润旗下。1952年中共中央决定将所有党企移交国家,同年10月中央贸易部向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出资2000万美元支付了收购华润的资金。也就是说,依靠两根金条起家,历经战争洗礼,到1952年,华润已经是一家拥有2000万美元资产的公司。此后,华润的实力稳步上升,到建国60周年之际,华润的总资产已突破450亿美元,较1952年增值2,250倍。

运送抗日捐赠物资

抗日战争期间,廖承志、潘汉年领导的八路军香港办事处,与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联手在香港和海外开展了大规模的抗日募捐活动,联和行是我党保管捐助资金和物资的重要机构。用这家商号做掩护,杨廉安与其他员工一起将海外华侨捐助的物资辗转经广西、云南、贵州、四川等地运抵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再经水陆运送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然后分批转运到抗日根据地。联和行为八路军、新四军采购了大批西药,以及通讯器材、运输车辆。此项工作一直延续到1941年香港沦陷。

贸易支前

1947年陈云主持东北财经工作期间,为了尽快发展经济,巩固东北根据地,他向中央提出了通过东北大力发展对外贸易的设想,获得中央认可。随后,陈云委托华润公司进口了大量货物。华润在这个过程中开始大规模地接触海外市场。

辽沈战役结束后,东北局实行了统购统销政策,收购的粮食、大豆、中药、猪鬃、人参、煤炭等大批物资通过华润控制的阿尔丹号和波德瓦尔号货轮,从大连港出发,绕道朝鲜罗津,运抵香港,转销海外。换取的外汇则用于购买西药、纸张、电讯器材、布匹、轮胎等军用物资,支援解放战争。

从三大战役、渡江作战直至解放广州、海南,解放军打到哪里,华润采购的物资就运送到哪里。淮海战役支前民工小车里装的许多军需物资是华润提供的,华润的货轮将这些物品运抵大连、天津、青岛,再装上小车,由百万支前民工推到前线。

华润还为被解放的城市运去了大批的粮食、棉花、煤炭、机器、印钞纸、新闻纸,特别是两白一黑商品(大米、棉花、煤炭),对迅速恢复被解放的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生产,平抑暴涨中的物价,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从那时起,“华润公司”开始从秘密和半秘密状态走向半公开和公开状态,业务也从以“进口为主”转变为“进口与出口并重”。

运送民主人士参加首届政协会议

1948年春,全国解放近在眼前。为躲避战火,大批民主爱国人士向香港集中。此时,中共中央向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社会贤达发出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在香港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负责人立即做出反应,号召国内外各界及海外同胞,"共同策进,完成大业"。

如何把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安全地接到解放区?周恩来最后决定,利用华润公司已经打通的海上商业通道,以押送货物作掩护,秘密护送在港民主人士北上。

此项行动于1948年9月展开。为确保北上安全,华润公司和中共南方局的负责人潘汉年等人鏖战日夜,制定了周密的北上计划。

1948年9月至1949年春,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华润历经艰难险阻,克服重重阻力,分四批将350多位著名民主人士和700多位文化名人和爱国华侨安全运抵解放区。这些著名人士中包括郭沫若、翦伯赞、谭平山、蔡廷锴、沙千里、宦乡、茅盾、柳亚子、马寅初、李济深、黄炎培、章伯钧、马叙伦等,他们乘坐华润公司自己的"东方号"轮船,秘密离开香港,直驶天津,随后进入北平,参加首届新中国政协会议。

就这样,在辽沈战役、平津战役的隆隆炮火中,华润公司巧妙地以航运贸易为掩护,历经艰险,完成了党赋予的一项伟大的历史使命。没有这批人参会,就无法召开有影响力的新政协会议,没有新政协的成立,就无法制定出具有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就无法据此产生首届中央人民政府。因此,华润在新中国的成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策反“海辽”号

第二套人民币的伍分纸币上印着一艘轮船,它记载着一则惊心动魄的故事:1949年9月28日凌晨,国民党招商局的“海辽”号客货轮拉响了起义的汽笛,正开足马力向着已经解放的大连港全速前进!这段历史的策划者是中共香港工委,直接参与和组织者,则是华润公司。

1949年1月下旬,平津战役取得最后胜利。蒋介石为了保存实力,卷土重来,令国民党招商局一分为三,一部分船只留在上海,大部分船只向台湾、香港撤退。港工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决定对国民党政府驻港企事业单位,包括香港招商局,开展策反工作。当时,华润公司正好与招商局的船队有着密切的业务往来。港工委于是决定,由华润公司直接参与策反招商局在港船只的起义。

这项任务最后决定由华润下属“东方”轮船长、中共地下党员刘双恩担任。刘双恩早年毕业和任教于集美水产航海学校,与招商局许多高级船员相识,并且和“海辽”轮船长方枕流在抗战时期一起共事过,经过多年的工作,方船长已被我方争取过来。1949年4月“海辽”轮开抵香港。刘双恩根据上级指示,秘密会见了方枕流,与方船长达成起义意向。

8月下旬,“海辽”轮被调往海南岛南端的榆林港拉军差。在驶返黄埔港(今广州港)途中,方枕流以加油为由,于9月15日将“海辽”轮泊进香港锚地。他找到刘双恩,二人仔细商定了起义航线和具体方案。计划经香港工委批准,成立了由船长方枕流为首的“海辽”轮起义领导小组。9月18日,“海辽”轮接到台北招商局电,令其与其他在港船只于20日晨起航,去汕头运兵,驶援舟山。香港工委接到华润公司的报告后,认为“海辽”轮驶往解放区的时机已到,指示华润公司向方枕流传达起义指示。

1949年9月19日晚6时“海辽”轮乘着夜色闯过鲤鱼门。9时整,方枕流将全体船员集中在餐厅,庄严地宣布:“海辽”轮正式起义,开赴解放区。

“海辽”轮按照事先选好的航线,先向南驶向巴林塘海峡,然后又折北向朝鲜西南海面行驶,航行中标志进行了伪装,电台保持静默。经过八天九夜的航程,28日晨“海辽”轮胜利抵达大连港。10月24日,毛泽东发来电报,祝贺“海辽”轮起义成功。

“海辽”轮起义对“中央航空公司”和“中国航空公司”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0月14日总经理杨琳在广州向叶剑英汇报了华润派党员参与“两航起义”和国民党招商局滞港轮船起义的准备情况。11月9日,“中央航空公司”和“中国航空公司”在香港宣布起义。两大公司及其所属的40余架飞机回到了人民的怀抱。1950年1月15日,香港招商局及13艘轮船上的700多名船员宣布起义。

起义后的香港招商局及其船队,经过9个月的护产斗争,终于将所有起义船舶驶回新生的祖国。这批归航的船舶,成为新中国建立初期一支相当重要的远洋运输力量。

反封锁、反禁运、反冻结

朝鲜战争时期,华润通过开展抢救与防范行动、通过司法途径解冻资金和物资、建立秘密贸易渠道等方式,成功地抢救了大量资金和大批物资,减少了国家的经济损失,为内地采购了大量军用战略物资。

这期间重要的抢救措施包括,在港英当局实施禁运前,迅速提取已订购的禁运物资并安排运往内地,输美货物未完成装船的一律撤装,正运往美国途中的立刻在港变卖提单套现,存在银行的美元外汇及时转移,并换成黄金或其他外币。

重要的防范措施包括,所有出口尽可能收取瑞士法郎,如只能收取英镑,应尽快将英镑兑换成瑞士法郎;所有进出口货物一律禁止使用美、日、加、菲船只装运;成立机构外的秘密运输公司。

为了抢救被冻结的美元和进口货物,华润利用香港法律与禁运条例之间的矛盾,展开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这期间发生的告美国总统轮船公司案,成功向法院申请禁制令,使我方向美方购买的几十桶硫胺正常交货。华比银行存款案,使冻结在华比银行约270余万美元存款解冻。告港府税务局案,英国政府运输部曾命令我方橡胶货物在新加坡强行低价拍卖对我方造成的经济损失,我方要求港府将这笔损失列入当年利得税免税额。 华润于1951年成立了兴隆行,任务是将我方的物资秘密运往澳门交南光公司,再由南光公司负责把物资通过拱北运往内地。这条通道在朝鲜战争期间一直开通,为反封锁、反禁运斗争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