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在华润的日子


文\于世文[华润老干部]
1978年加入华润,曾任康贸发展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1978年1月3日,在组织的安排下,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踏着铁路的枕木,望着桥下流淌的污水,跨过了罗湖桥,进入了当时被宣传得非常可怕的资本主义社会--香港,正式加入了华润公司团队,开始了我人生中一切都非常陌生的新生活。

当时的华润,可以说是一个规模不大的小公司,在香港中环中国银行的小楼里租了几层写字楼。我被安排在华润公司工矿产品部,负责仪器仪表、电子零件的进口业务。新的社会环境、新的工作环境、新业务、新同事,一切都是新的。更令人心情紧张的是,当时的中国社会刚刚粉碎“四人帮”,10年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年代也刚刚结束。“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阴影仍然深深地印在人们的脑海中,这种极左思潮的余毒也体现在当时香港新华社及公司对内派干部的管理上。公司规定,外出必须二人同行,报纸只能看“大公”和“文汇”,电视只能看新闻。记得我们内派干部住地的食堂里,有一台黑白电视机,每天晚上只在播新闻时开放,其余时间一律不开。每周三晚饭后,是内派干部雷打不动的政治学习时间,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紧紧的,这是扭曲年代的时代烙印。

当时我们住在西环的侨发大厦,没有空调,没有冲凉设施。每天下班回来,全身都是汗水,只能烧点热水倒在水桶里冲凉。记得那年秋天,我们遇上了一场特大台风,宿舍的铁窗缝子很大,台风吹进满地的雨水淹没到脚面,我们只好用脸盆将积水一盆一盆地倒进卫生间的马桶里。可是当时我们并不感到条件差,大家都是乐呵呵的。那时的罗湖桥就是一个小小的铁路桥,人们只能踏着枕木往来内地与香港。来往九龙与红勘的火车,是那种我们现在只能在电影里才能见到的绿色车厢。当时就是这个水平,这也是时代的烙印。

当时华润公司的业务就两个字“代理”,华润是中国进出口贸易公司在港澳及东南亚的总代理。香港同胞都知道华润是中国在港的惟一贸易机构,许多爱国商人与华润保持着密切联系。华润就是从这些爱国商人中培养和发展了一大批代理商,通过他们将中国的产品出口到东南亚及世界各地。

华润在代理业务中收取的手续费只有1%,当时的任务不是赚钱,而是默默地完成其肩负的历史使命。文化大革命的10年动乱,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几乎处于停顿状态。如何架起中国与世界的贸易桥梁,如何将中国的产品打入世界市场,身处香港的华润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那时所进口的商品在发展国民经济和发展科技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例如当时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是研制高科技产品不可缺少的部件,西方国家对此是绝对禁运到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华润利用自己的优势和渠道,为祖国解决了难题,做出了特殊贡献。

1983年,一座50层高的华润大厦在香港湾仔拔地而起,华润第一次有了以自己公司命名的写字楼。同年华润公司改组为集团公司,原来的部均被组成为独立核算的二级公司,我原来所在的工矿产品部,组建成华润机械有限公司及华润五矿有限公司,我继续留在华润机械有限公司。1984年华润公司北京办事处成立,紧接着又在北京组建了中国华润公司,我有幸参与了这方面的工作,这些都为华润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随着形势的发展,华润不断调整发展步伐和策略,由单纯贸易往实业转;由单一经营往多种经营转。敢不敢打破以往那种在资本主义的香港,从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经营模式,敢不敢涉足曾被认为是“离经叛道”的房地产行业、资本经营领域,是对在港中资企业的一大考验。华润在这方面应该说是转型快、魄力大、措施得力,1993年“华创”包装上市,开始利用资本经营的方式筹集资金。紧接着又有五丰行、励致国际、华润置地等陆续上市,经营的路子越走越宽,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华润已逐步成为从事房地产、基础设施、电力、医药、零售、中长线投资项目等综合性的大型企业。

2000年4月我退休回到北京,人虽不在岗位了,但作为华润的一员,我无时不在关心着华润的发展和壮大。我欣慰地看到,进入21世纪以来,华润的快速发展令人赞叹,再造华润的任务已经超额完成。华润已经成为一个具有完善管理体系(6S)、明确的经营和文化理念的成熟的大型国有企业,承担着国家栋梁的重任。

华润的发展历史,比任何滔滔雄辩,更能体现真理、给人启示。在认识华润创造的奇迹时,我们的目光不能不聚焦于华润的历史,也不能忘记70余年来几代华润人的前赴后继、坚持不懈、艰苦奋斗的精神。我为华润的快速发展和所创造的奇迹而赞叹,为自己是华润人而自豪,更为华润的未来而期盼。期盼华润成为国企骨干企业的佼佼者,期盼更多“华润制造”的名牌产品扬名四海,期盼“华润”的名字响彻全球。腾飞吧,华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