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消费为主导的中国

每隔五年，中国都会重新审视其经济战略。将于年内颁布的“十二五规划”很可能成为中国发展道路上的一个分水岭。这一规划的出台恰逢其时——过去三十年里为中国创造了巨大辉煌的旧增长模式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指导2011-2016年经济运行的“十二五规划”的起草早已开始，目前正在做最后的收尾工作。危机后的警钟为中国领导人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在“十二五规划”中选择新的发展道路，即批准有关政策，促进从外需支撑的出口型模式向内需支撑的消费型模式的转变。

这一促进消费的新规划应当突出三个重要方面的举措：第一，需要拓宽收入基础，这对于增强家庭购买力十分必要。在这方面，关键是中国庞大的农村人口。根据最新的估计，中国农村人口在7.5-9.5 亿之间，占全国人口的57%-73% 。平均而言，农村人均收入仅为富裕的城市地区人均收入的30% 左右，凸显了当前巨大而且仍在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与北京所谓的“和谐社会”的努力显得格格不入。

“十二五规划”需要采取积极措施，释放中国农村地区的代际收入潜力。目前有多种方案可供选择：税收政策（包括向农村家庭退税）和农村土地改革应是其中的重点。利用IT技术实现农村社区和更富裕的城市中心的互联互通对于促进农村生产力十分重要。此外，还应鼓励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以增加平均收入。最近在农民工身份证上所采用的改进措施是朝着这一方向迈出的令人鼓舞的一步。

第二，规划大规模服务性行业蓝图。目前服务业占中国经济总量的40%， 这一比重与成熟的发达国家相比、甚至与印度等其他主要发展中经济体相比都低得可怜。发达国家的服务业通常占GDP的65%以上，而印度等主要发展中经济体目前的水平都在55%以上。中国应当重点发展批发、零售经销、国内交通和物流、数据处理、医疗、金融等传统服务业。此外，还需要发展更为先进的IT服务集群，这些集群通常都建在中国高速发展的高校周边。发展IT服务集群还可以使中国参与角逐软件设计、医疗技术等高端服务以及法律、会计、咨询等专业服务市场。

中国向服务业的转型可谓是“一石二鸟”。服务主导型增长模式有助于中国解决过剩劳动力这一顽疾。对于这个长期以来一直将就业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的重中之重的国家而言，这实在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考虑。外贸和投资主导型增长的核心动力是资本密集型制造模式。与之相反，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可以使新增产值增长摆脱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环境恶化、污染等负外部性。

第三，“十二五规划”尤其应当加强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只有这样，缺乏安全感的中国家庭才会有足够的信心减少过度的“防御性”储蓄。康奈尔大学的艾斯瓦?普拉萨德（Eswar Prasad ）估计，中国家庭的储蓄（按资金流估计）已从2000年的27.5%激增至2008年的37.5%。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反映了“防御性”或“恐慌性”储蓄的增加。毕竟，6500多万人的下岗与过去十年间国有企业的改革有关，这导致了对收入和工作的不安全感。而“铁饭碗”的打破则使这一问题更加复杂。以前，国有企业为中国家庭提供终身福利，包括劳动和退休收入、医疗保健、住宅、教育补助等。

为了消除这些忧虑，新规划应重点支持扩大现代社会保障体系，尤其是社会保险、个人养老、医疗保险以及失业保险等。令人不解的是，近年来中国在这些方面几无建树。例如，全国社保基金目前管理的资产规模仅为1150亿美元，平均下来，每个工人的终身社保福利仅为1300美元。与之相似，一年前建立的8500亿元人民币全国医疗保险计划只够在未来三年内为每人支付30美元。无论其初衷是多么高尚，这些措施的力度都不足以对根深蒂固的不安全感产生实质性的影响，正是由于这种不安全感使家庭收入发生了重“防御性储蓄”、轻消费的畸形配置。

当然，没有任何一种方案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消费社会的问题。在许多方面，中国其实是其自身成功的牺牲品。中国消费文化的发展举步维艰，对此出口型增长模式的巨大成就要负很大的责任。但消费主义是任何一个繁荣的国家（尤其是中国和印度这样的人口大国）的最终归宿。我不赞成中国人有着根深蒂固的反对消费的说法。这不是遗传基因的问题。中国人偏好储蓄是在缺乏稳定、安全的社会保障体系下的一个理性选择。此外，消费不足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广大的农村人口收入水平低，同时也缺乏新的高收入就业资源。如果“十二五规划”能够有效解决这些缺陷，我相信中国消费者的跟进速度会快得令人大跌眼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