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哥斯达黎加大山里的咖啡农场归来，从西雅图小岛上的咖啡烘焙工房归来，这时再捧起一杯太平洋咖啡，顿时感觉不一样，沉甸甸的。
哥斯达黎加在世界地图上是个小点，如果你不仔细看，加勒比海的海水就会漫过她。她同尼加拉瓜和巴拿马接壤在一起，像一条细细的手臂连接着北美和南美。从香港飞到这里简直就是玩转太平洋。走出哥斯达黎加首都圣何塞国际机场，夏日的气息扑面而来，尤其是空气中传来的阵阵西班牙语，更增添了这个国度的热情和奔放。机场似乎是建在城市边缘的高处，黄昏中向远处眺望，盆地中央以及沿坡而上密密麻麻的低矮建筑星罗棋布。路斯玛（Luz Marina）女士穿着一身猎装，开着一辆奔驰小吉普在机场迎接我们。太平洋咖啡使用的一些咖啡豆便是来自她所掌管的农场。路斯玛个子不高，很瘦，在盛产肥胖人士的今日美洲大地，拥有这样的体型是很难得一见的。在交谈中知道她来自哥伦比亚，早年从父亲的手中接下了位于圣何塞的咖啡种植农场，独自一人，异国他乡，苦心经营。我想象不出在如此瘦小的女人手上，她所打理的咖啡种植农场会是怎样的模样？我急切地想看到它。
第二天一早，天空碧蓝如洗，阳光格外刺眼。路斯玛准时来到酒店，一一热情拥抱并称赞我们给圣何塞带来了好天气。我们一行七人满满地塞进她的奔驰小吉普，亲密无间地向大山深处的咖啡农场驶去。圣何塞是个没有多少现代气息的城市，路面不很平整，到处打着补丁，这座城市唯一的一条高速路也很难跑快起来。司机吉米（Jim Stewart）小心翼翼地把着方向盘，遇到颠簸快要来的时候，总要发出嗷的一声，颠簸过去后便又嘿嘿地笑几下。他是路斯玛的丈夫，从西雅图专门赶过来陪我们。吉米在世界咖啡业务圈子里可是个大腕级的人物，七十年代初这位老兄在西雅图创办了”Seattle Best Coffee”，将这一品牌发展到200多家的时候，他将其卖给了同城竞争的星巴克。在去往农场的一个半小时路程里，路斯玛用其浓重的西班牙口音的英语讲了一路她与吉米的爱情故事，如何相识，如何求婚，其中细节无一遗漏，激情演绎。只可叹我的听力有限，不过这一段由咖啡串起的姻缘倒是为我们这次太平洋咖啡寻根之旅平添了一些浪漫的气息。
小吉普在大山里蜿蜒盘旋而上，景色愈来愈美，郁郁葱葱铺满视线。路斯玛突然提高声调，指着左前方被咖啡树遮掩的漫山遍野，高喊着“My love, St.Elena”。“St.Elena”是路斯玛咖啡农场的名字，听起来像在呼唤一个天真可爱的小女孩。到达农场场部，空气中弥漫着果实发酵后酸酸甜甜的味道，场部被咖啡树掩映着。我看到在路斯玛办公室墙上有张海报，上面写着这样一段话：“You have reached the place where the mountains touch the clouds, Welcome to St.Elena”，颇有诗意的语句隐喻着“St.Elena”咖啡的品质。
山路逶迤，换辆日产皮卡，大家挤在皮卡的后车厢开进了咖啡林深处，清新的风吹乱了头发也吹开了心情。走近咖啡树，樱桃一样的红果缀满了墨绿的咖啡树枝头，不曾想咖啡樱桃的色彩竟是如此的鲜艳。亲手采摘咖啡樱桃是此行一个愿望，只是当你真的将篮子绑在腰间，开始伸手采摘的时候，才感受到这份工作的辛苦。只能站着，只能用手，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机器可以替代。咖啡樱桃必须一颗颗地揪下来，还不能沿着枝条一把撸下去，因为怕伤着下一季果实的嫩芽。不一会儿我便手指僵硬，腰酸得有些站不住了。低头看篮中的果实，才刚刚薄薄地覆盖了筐底。咖啡林里那些来自秘鲁、尼加拉瓜等国的农民们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虽然他们的脸、手和衣服都是脏兮兮的，但眼睛很清澈，笑容很友善。他们经年累月在大山里劳作生活，过着不知有魏晋的田园生活。路斯玛说今年已经有六个孩子在这片咖啡林里降生。我看到那些小不点们坐在咖啡林里，就像从地里长出来的。篮子里咖啡樱桃的重量决定着那些农民的收入，每天下午四点，路斯玛的手下会在一个固定的地点进行收集。我看到农民们手提肩扛从四面八方聚拢过来，一个“斗”一样的度量工具，一斗一斗地计算着他们一天的收成。看到他们用黑乎乎的手指头点算着一天辛苦换回的哥斯达黎加科朗，心里还是有些许酸楚。好在热情的路斯玛对他们很关照，相信会给这原始而清贫的生活注入一些温情。
跟随装满咖啡樱桃的大货车返回农场场部，这里的生产线在焦急地等待着。咖啡樱桃从货车尾部倾泻而出，汇入水池中并由水流把他们送到一个精心设计的水沟系统，经过脱皮、筛选和过滤，果肉与果仁分离，优质咖啡豆和劣质咖啡豆分开。时间虽短，路程不长，那鲜艳的咖啡樱桃已经面目全非了。咖啡豆在发酵池里浸泡36小时后，将其放到木材加热的低温干燥机里，直到它们所含的水分只剩下11%左右，这时一颗颗青色的咖啡豆便脱颖而出了。路斯玛说哥斯达黎加的阿拉比卡（Arabica）咖啡豆，五公斤咖啡樱桃只可以加工出一公斤咖啡豆。不知怎的，我想起了古诗中的“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跟着咖啡豆一路走来，烘焙工房是我们的下一个目的地。从西雅图机场出来的时候，天空正飘着小雨，随着夜色变浓，雨也慢慢地大了起来。我们在西雅图环城路上行驶了一个半小时，到达湖边码头，车上了渡轮十分钟后便停靠小岛岸边。小岛上寂静无声，点点灯火影影绰绰。清晨推门临湖，天竟然开始放晴。从湖边旅舍出发，迫不急待想快点看到我们太平洋咖啡的烘焙工房。道路在森林中缓缓展开，只有我们一辆车在穿行，像一把大提琴在运动，耳边响起了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烘焙工房豁然出现在眼前时，第二乐章正要奏响。工房的木门上刻着“MUKILTEO”，它是这间烘焙工房的名字，据说是印第安语，意思是宿营的好地方。
这里的主人——烘焙大师盖瑞（Gary）和柏斯（Beth）夫妇已经早早来到这里，开始工作。盖瑞是太平洋咖啡忠实的伙伴，我们已经合作了19个年头。他其实刚刚从癌症的手术台上下来，然而我们见他丝毫没有大病初愈的样子。他的笑声很爽朗，灰白的长发十分飘逸，灰白的胡须很酷。尤其是当他站在那台1959年出产的烘焙机器面前时，更显艺术家的气质。我在工房里虔诚地观摩了一次烘焙的全过程，就像观看一场精湛的表演。在这间工房，三十多年，盖瑞专注地做着同一件事情，以至于他不必依靠机器仪表，仅凭自己的眼睛、耳朵、鼻子就能准确地判断烘焙的程度。再好的咖啡豆如果没有完美的烘焙，就是对咖啡豆的亵渎。当一锅锅油亮的咖啡豆冒着热腾腾的香气从烘焙鼓里冲进冷却碟里的时候，我看到了盖瑞脸上的喜悦和满足。
烘焙工房里堆满了打着“Pacific Coffee”标识的包装箱，就像在异国他乡见到了自己的乡亲，我们倍感温暖和亲切。想象着这箱中的一颗颗咖啡豆，它们从遥远的大山里走出来，一路颠簸，由红色变成青色，再变成或深或浅的咖啡色。色彩的变化是时空变化所致，这里面是无数双人手与机器的合谋，在每一个环节都凝聚着辛劳的汗水。它们在西雅图的小岛上等待上船，等待远航，等待研磨，等待在热水的冲击下滴下清香的汁液。如今我坐在咖啡馆里，手捧着一杯太平洋咖啡，脑海里闪过许多镜头，一幕一幕的。这许多的回忆像糖块一样加入咖啡中，我满满地喝下一口，慢慢地下咽。一样的咖啡，别样的滋味，因为我知道了这杯咖啡的前世今生。
哥斯达黎加在世界地图上是个小点，如果你不仔细看，加勒比海的海水就会漫过她。她同尼加拉瓜和巴拿马接壤在一起，像一条细细的手臂连接着北美和南美。从香港飞到这里简直就是玩转太平洋。走出哥斯达黎加首都圣何塞国际机场，夏日的气息扑面而来，尤其是空气中传来的阵阵西班牙语，更增添了这个国度的热情和奔放。机场似乎是建在城市边缘的高处，黄昏中向远处眺望，盆地中央以及沿坡而上密密麻麻的低矮建筑星罗棋布。路斯玛（Luz Marina）女士穿着一身猎装，开着一辆奔驰小吉普在机场迎接我们。太平洋咖啡使用的一些咖啡豆便是来自她所掌管的农场。路斯玛个子不高，很瘦，在盛产肥胖人士的今日美洲大地，拥有这样的体型是很难得一见的。在交谈中知道她来自哥伦比亚，早年从父亲的手中接下了位于圣何塞的咖啡种植农场，独自一人，异国他乡，苦心经营。我想象不出在如此瘦小的女人手上，她所打理的咖啡种植农场会是怎样的模样？我急切地想看到它。
第二天一早，天空碧蓝如洗，阳光格外刺眼。路斯玛准时来到酒店，一一热情拥抱并称赞我们给圣何塞带来了好天气。我们一行七人满满地塞进她的奔驰小吉普，亲密无间地向大山深处的咖啡农场驶去。圣何塞是个没有多少现代气息的城市，路面不很平整，到处打着补丁，这座城市唯一的一条高速路也很难跑快起来。司机吉米（Jim Stewart）小心翼翼地把着方向盘，遇到颠簸快要来的时候，总要发出嗷的一声，颠簸过去后便又嘿嘿地笑几下。他是路斯玛的丈夫，从西雅图专门赶过来陪我们。吉米在世界咖啡业务圈子里可是个大腕级的人物，七十年代初这位老兄在西雅图创办了”Seattle Best Coffee”，将这一品牌发展到200多家的时候，他将其卖给了同城竞争的星巴克。在去往农场的一个半小时路程里，路斯玛用其浓重的西班牙口音的英语讲了一路她与吉米的爱情故事，如何相识，如何求婚，其中细节无一遗漏，激情演绎。只可叹我的听力有限，不过这一段由咖啡串起的姻缘倒是为我们这次太平洋咖啡寻根之旅平添了一些浪漫的气息。
小吉普在大山里蜿蜒盘旋而上，景色愈来愈美，郁郁葱葱铺满视线。路斯玛突然提高声调，指着左前方被咖啡树遮掩的漫山遍野，高喊着“My love, St.Elena”。“St.Elena”是路斯玛咖啡农场的名字，听起来像在呼唤一个天真可爱的小女孩。到达农场场部，空气中弥漫着果实发酵后酸酸甜甜的味道，场部被咖啡树掩映着。我看到在路斯玛办公室墙上有张海报，上面写着这样一段话：“You have reached the place where the mountains touch the clouds, Welcome to St.Elena”，颇有诗意的语句隐喻着“St.Elena”咖啡的品质。山路逶迤，换辆日产皮卡，大家挤在皮卡的后车厢开进了咖啡林深处，清新的风吹乱了头发也吹开了心情。走近咖啡树，樱桃一样的红果缀满了墨绿的咖啡树枝头，不曾想咖啡樱桃的色彩竟是如此的鲜艳。亲手采摘咖啡樱桃是此行一个愿望，只是当你真的将篮子绑在腰间，开始伸手采摘的时候，才感受到这份工作的辛苦。只能站着，只能用手，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机器可以替代。咖啡樱桃必须一颗颗地揪下来，还不能沿着枝条一把撸下去，因为怕伤着下一季果实的嫩芽。不一会儿我便手指僵硬，腰酸得有些站不住了。低头看篮中的果实，才刚刚薄薄地覆盖了筐底。咖啡林里那些来自秘鲁、尼加拉瓜等国的农民们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虽然他们的脸、手和衣服都是脏兮兮的，但眼睛很清澈，笑容很友善。他们经年累月在大山里劳作生活，过着不知有魏晋的田园生活。路斯玛说今年已经有六个孩子在这片咖啡林里降生。我看到那些小不点们坐在咖啡林里，就像从地里长出来的。篮子里咖啡樱桃的重量决定着那些农民的收入，每天下午四点，路斯玛的手下会在一个固定的地点进行收集。我看到农民们手提肩扛从四面八方聚拢过来，一个“斗”一样的度量工具，一斗一斗地计算着他们一天的收成。看到他们用黑乎乎的手指头点算着一天辛苦换回的哥斯达黎加科朗，心里还是有些许酸楚。好在热情的路斯玛对他们很关照，相信会给这原始而清贫的生活注入一些温情。
跟随装满咖啡樱桃的大货车返回农场场部，这里的生产线在焦急地等待着。咖啡樱桃从货车尾部倾泻而出，汇入水池中并由水流把他们送到一个精心设计的水沟系统，经过脱皮、筛选和过滤，果肉与果仁分离，优质咖啡豆和劣质咖啡豆分开。时间虽短，路程不长，那鲜艳的咖啡樱桃已经面目全非了。咖啡豆在发酵池里浸泡36小时后，将其放到木材加热的低温干燥机里，直到它们所含的水分只剩下11%左右，这时一颗颗青色的咖啡豆便脱颖而出了。路斯玛说哥斯达黎加的阿拉比卡（Arabica）咖啡豆，五公斤咖啡樱桃只可以加工出一公斤咖啡豆。不知怎的，我想起了古诗中的“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跟着咖啡豆一路走来，烘焙工房是我们的下一个目的地。从西雅图机场出来的时候，天空正飘着小雨，随着夜色变浓，雨也慢慢地大了起来。我们在西雅图环城路上行驶了一个半小时，到达湖边码头，车上了渡轮十分钟后便停靠小岛岸边。小岛上寂静无声，点点灯火影影绰绰。清晨推门临湖，天竟然开始放晴。从湖边旅舍出发，迫不急待想快点看到我们太平洋咖啡的烘焙工房。道路在森林中缓缓展开，只有我们一辆车在穿行，像一把大提琴在运动，耳边响起了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烘焙工房豁然出现在眼前时，第二乐章正要奏响。工房的木门上刻着“MUKILTEO”，它是这间烘焙工房的名字，据说是印第安语，意思是宿营的好地方。这里的主人——烘焙大师盖瑞（Gary）和柏斯（Beth）夫妇已经早早来到这里，开始工作。盖瑞是太平洋咖啡忠实的伙伴，我们已经合作了19个年头。他其实刚刚从癌症的手术台上下来，然而我们见他丝毫没有大病初愈的样子。他的笑声很爽朗，灰白的长发十分飘逸，灰白的胡须很酷。尤其是当他站在那台1959年出产的烘焙机器面前时，更显艺术家的气质。我在工房里虔诚地观摩了一次烘焙的全过程，就像观看一场精湛的表演。在这间工房，三十多年，盖瑞专注地做着同一件事情，以至于他不必依靠机器仪表，仅凭自己的眼睛、耳朵、鼻子就能准确地判断烘焙的程度。再好的咖啡豆如果没有完美的烘焙，就是对咖啡豆的亵渎。当一锅锅油亮的咖啡豆冒着热腾腾的香气从烘焙鼓里冲进冷却碟里的时候，我看到了盖瑞脸上的喜悦和满足。
烘焙工房里堆满了打着“Pacific Coffee”标识的包装箱，就像在异国他乡见到了自己的乡亲，我们倍感温暖和亲切。想象着这箱中的一颗颗咖啡豆，它们从遥远的大山里走出来，一路颠簸，由红色变成青色，再变成或深或浅的咖啡色。色彩的变化是时空变化所致，这里面是无数双人手与机器的合谋，在每一个环节都凝聚着辛劳的汗水。它们在西雅图的小岛上等待上船，等待远航，等待研磨，等待在热水的冲击下滴下清香的汁液。如今我坐在咖啡馆里，手捧着一杯太平洋咖啡，脑海里闪过许多镜头，一幕一幕的。这许多的回忆像糖块一样加入咖啡中，我满满地喝下一口，慢慢地下咽。一样的咖啡，别样的滋味，因为我知道了这杯咖啡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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