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天我一直忙中偷闲，反复回忆从大学到现在的经历，可以说“三农”二字贯穿了我的整条生命线，其中酸甜苦辣咸百感交集。而正是来到了希望小镇，我才真正找到了工作方向。
学农
2005年，我满怀希望和憧憬踏上北上的列车，来到北京这个所有学子都向往的地方求学，因为我就读于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学习农业经济管理专业，因此“十一”期间，我便随着学院组织的40多人支教团队来到河北省正定县支农支教。那时的我深刻地认识到，我是农民的儿子，一定要把农业学好。
2006年，我选修了一门课程，在她的课堂上，我知道了她的团队在无偿地帮助农民工打官司，经过8个月的曲折最终获得成功。经过一年的学习，我对“三农”问题感触颇深，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虽然中央“一号”文件连续出台好几年，但“三农”问题依旧是中国最大的问题，农民工虽然数量庞大，但依旧是弱势群体。
知农
2007年“五一”期间，作为支教团的一名成员，我来到北京密云石城镇支教。这里的孩子每天早上要步行七八里的山路来上课，中午由家长骑着摩托车带回家，午饭后又是步行来校，下午放学再由家长来接。由于家长在白天要到田里做农活，因此家长和孩子每天要在学校与家之间往返近20里的山路。在这里，我知道了即便是在北京，农村也依然是贫穷落后的。
2009年，我本科毕业，留在学院做学生工作。由于隔壁就是学院乡建中心办公室，因此能够有很多机会和他们了解“三农”问题的研究状况。在他们中间，有一位天津师范大学的老师，由于对“三农”的热爱，他辞去本职工作，毅然加入到这个团队，每天工作到深夜。在他的办公桌上，看到的永远是厚厚的原始调研资料。然而，可惜的是，这位曾经的人民教师、“三农”问题的研究学者，从福建调研结束后，在深夜过马路回家时，不幸遭遇车祸不治而亡，留下的是年仅4岁的孩童和年近40的妻子，当然他同时留下的还有对“三农”问题的研究成果和对“三农”研究的无比热爱。
务农
2011年，我离开北京来到重庆，在一家地方国企从事为涉农企业做银行贷款担保的工作。工作近一年的时间，我切实感受到涉农企业生存的艰难，因为有时他们只需要一点点现金流，就可以盘活现阶段的困境，就可以为企业和社员赚到利润，就可以带动周边农户的发展。然而，仅仅因为一个农业企业的身份，他们无法获得贷款，因此也就丧失了继续发展的机会。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由弱势群体联合起来组成的弱势企业。他们需要得到关注和支持。
悟农
2012年，我从重庆来到深圳，加入到华润这个大家庭，更幸运的是成为了遵义华润希望小镇项目组当中的一员。9月份，华润新兵训练营结束后第三天我们就赶赴贵州，经历了近4个小时的山路颠簸，终于到达习水县土城镇，开始了前期的调查准备工作。这里是一个贫困山区，土地资源的稀缺使得大部分农户都在镇上的酒厂打工，2012年人均纯收入不足3000元。
在项目组进驻前期，我们的主要工作便是迎着漫天的飞尘，有时还承受着45度以上高温的煎熬进行入户调查。调查工作开始时，由于言语不通，交流起来非常困难，工作效率很低。然而，随着项目组一次次地入村交流，工作逐渐开展起来，慢慢进入了正式轨道。同时，为了与村民深入交流，我们会常常带着散酒来到村民家里，炒上几个小菜，就着53度的白酒，一边拉家常，一边向村民介绍华润建设希望小镇的愿景和展望。在给村民们展示现如今的百色华润希望小镇时，他们的眼神里无不充满着希望和期盼。
是呀！试问有谁不想自己的家园能够像百色华润希望小镇那样洋房别墅连片，村民们踏上水泥路、喝上自来水、用上太阳能，而且还有产业支撑、达到人均年纯收入过万元呢？我想，这是所有红色革命老区人民的共同梦想。然而，要实现这个梦想仅仅依靠农民自身是不行的，更多的是要依靠政府的领导、政策的支持，而最关键的是要有像华润这样的企业来引导和带动。
每每想到这里，我的心里不再是苦痛和埋怨，更多的是身为华润人的骄傲，以及身上承担的那份厚重的责任。就这样，渐渐地，两年时间过去了，而我们和村里的农民也都成了亲人和朋友，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家乡因我们的到来变得越来越好，他们的脸上也不再是愁苦而是笑容。
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为什么我的眼中常噙着泪水，因为这片生养我们的热土正在悄然改变，因为我对希望小镇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学农
2005年，我满怀希望和憧憬踏上北上的列车，来到北京这个所有学子都向往的地方求学，因为我就读于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学习农业经济管理专业，因此“十一”期间，我便随着学院组织的40多人支教团队来到河北省正定县支农支教。那时的我深刻地认识到，我是农民的儿子，一定要把农业学好。
2006年，我选修了一门课程，在她的课堂上，我知道了她的团队在无偿地帮助农民工打官司，经过8个月的曲折最终获得成功。经过一年的学习，我对“三农”问题感触颇深，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虽然中央“一号”文件连续出台好几年，但“三农”问题依旧是中国最大的问题，农民工虽然数量庞大，但依旧是弱势群体。
知农2007年“五一”期间，作为支教团的一名成员，我来到北京密云石城镇支教。这里的孩子每天早上要步行七八里的山路来上课，中午由家长骑着摩托车带回家，午饭后又是步行来校，下午放学再由家长来接。由于家长在白天要到田里做农活，因此家长和孩子每天要在学校与家之间往返近20里的山路。在这里，我知道了即便是在北京，农村也依然是贫穷落后的。
2009年，我本科毕业，留在学院做学生工作。由于隔壁就是学院乡建中心办公室，因此能够有很多机会和他们了解“三农”问题的研究状况。在他们中间，有一位天津师范大学的老师，由于对“三农”的热爱，他辞去本职工作，毅然加入到这个团队，每天工作到深夜。在他的办公桌上，看到的永远是厚厚的原始调研资料。然而，可惜的是，这位曾经的人民教师、“三农”问题的研究学者，从福建调研结束后，在深夜过马路回家时，不幸遭遇车祸不治而亡，留下的是年仅4岁的孩童和年近40的妻子，当然他同时留下的还有对“三农”问题的研究成果和对“三农”研究的无比热爱。
务农2011年，我离开北京来到重庆，在一家地方国企从事为涉农企业做银行贷款担保的工作。工作近一年的时间，我切实感受到涉农企业生存的艰难，因为有时他们只需要一点点现金流，就可以盘活现阶段的困境，就可以为企业和社员赚到利润，就可以带动周边农户的发展。然而，仅仅因为一个农业企业的身份，他们无法获得贷款，因此也就丧失了继续发展的机会。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由弱势群体联合起来组成的弱势企业。他们需要得到关注和支持。
悟农
2012年，我从重庆来到深圳，加入到华润这个大家庭，更幸运的是成为了遵义华润希望小镇项目组当中的一员。9月份，华润新兵训练营结束后第三天我们就赶赴贵州，经历了近4个小时的山路颠簸，终于到达习水县土城镇，开始了前期的调查准备工作。这里是一个贫困山区，土地资源的稀缺使得大部分农户都在镇上的酒厂打工，2012年人均纯收入不足3000元。
在项目组进驻前期，我们的主要工作便是迎着漫天的飞尘，有时还承受着45度以上高温的煎熬进行入户调查。调查工作开始时，由于言语不通，交流起来非常困难，工作效率很低。然而，随着项目组一次次地入村交流，工作逐渐开展起来，慢慢进入了正式轨道。同时，为了与村民深入交流，我们会常常带着散酒来到村民家里，炒上几个小菜，就着53度的白酒，一边拉家常，一边向村民介绍华润建设希望小镇的愿景和展望。在给村民们展示现如今的百色华润希望小镇时，他们的眼神里无不充满着希望和期盼。是呀！试问有谁不想自己的家园能够像百色华润希望小镇那样洋房别墅连片，村民们踏上水泥路、喝上自来水、用上太阳能，而且还有产业支撑、达到人均年纯收入过万元呢？我想，这是所有红色革命老区人民的共同梦想。然而，要实现这个梦想仅仅依靠农民自身是不行的，更多的是要依靠政府的领导、政策的支持，而最关键的是要有像华润这样的企业来引导和带动。
每每想到这里，我的心里不再是苦痛和埋怨，更多的是身为华润人的骄傲，以及身上承担的那份厚重的责任。就这样，渐渐地，两年时间过去了，而我们和村里的农民也都成了亲人和朋友，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家乡因我们的到来变得越来越好，他们的脸上也不再是愁苦而是笑容。
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为什么我的眼中常噙着泪水，因为这片生养我们的热土正在悄然改变，因为我对希望小镇这片土地爱得深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