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国家主席习近平首度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以开创中国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并与沿途国家共创经济繁荣、社会进步、区域安全。一年多来，国家领导人密集出访欧亚许多国家，邀请各国共建“一带一路”，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瞩目。今年三月，“两会”密集讨论“一带一路”的战略总体规划，更引发全球对于中国“一带一路”建设商机的关注与期待。

基本上，“一带一路”横贯欧亚；“一带”指的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一路”则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其涵盖范围非常广，沿线包括中亚、西亚、中东、东南亚、南亚、北非、东非等超过40个国家和地区，并辐射东亚以及西欧。覆盖总人口约44亿人，占全球63%；经济总量约23万亿美元，占全球比例将近三成。

“一带一路”沿途有许多新兴市场及发展中国家，经济活力强，成长空间大。这个战略构想一旦落实，将建构起世界跨度最长、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走廊。“一带一路”因此不但能提升沿线国家的经济实力，更能化解一部分内地产能过剩、经济成长迈入“新常态”所带来的冲击。

中国社科院去年底发布的“经济蓝皮书”中指出，中国经济成长率去年(2014)创下24年来新低的7.4%，最主要源于长期累积的产能过剩问题，尤其是煤炭、钢铁等传统产业，而且这个问题仍将影响2015年的经济成长。

内地需求减弱，导致产能过剩之外，近来的出口情况亦因为全球宏观经济环境不佳而减缓。例如今年1月虽然贸易顺差创新高(600.32亿美元)，但出口及进口金额却双双下滑；只是因为出口下降幅度小于进口，才使贸易顺差大幅提升。具体而言，一月份出口金额1.23万亿人民币，较去年同期下降3.2%；进口金额0.86万亿人民币，则较去年同期下降19.7%；且为自2009年6月以来最低。这些数据显示的警讯，更凸显加强区域贸易的必要；“一带一路”的推出也恰是时机。

以具体合作方向而言，“一带一路”最主要的发展重点在于基础建设，并藉以带动区域经济的整合，包括进出口贸易、电子商务、以及社群网站、互联网金融平台等更进一步的整合；未来的商机也因此将与这些领域有着紧密的连结。例如，基础建设所带来的商机包括铁路、公路、港口、航运、航空等交通运输类别，还有原材料、能源及电信等建筑及基础设施工程类别，高铁、机械、环保等设备制造业类别，另外当然也有衍生需求的民生消费性产品，以及金融业等类别。

依据18世纪古典经济学大师戴维•李嘉图(David Ricardo)的“比较优势理论”，一个国家能出口的产品(或产业)，一定是具有相对优势的；以往中国出口的产品主轴皆是制造业、出口地区则以欧美为主，而且与东盟等新兴市场具上下游垂直整合分工型态；但自从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之后，这个生态有了很大的改变。中国过去二十多年来的基础建设成果原本就有目共睹，但在金融海啸后，4万亿人民币财政政策的积极投入，更促使“基础建设”成为今日中国具有相对优势、甚至可出口的项目。

作为多元化企业典范的华润集团，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具有高度优势。华润经营范围极广，许多领域都与“一带一路”的需求相吻合；例如华润主业范围的基础设施及公共事业、地产及相关行业和医药，以及日用消费品的制造与分销等，都正是“一带一路”中所要求“走出去”的项目。除此之外，华润的业务还包括金融、纺织、微电子、化工等领域，这些与民生需求息息相关的行业，符合“一带一路”沿岸国家的需求。相比较其他单一产业的企业来说，华润在资源整合、产业协同方面具有较强优势，可以在这个新兴经济走廊中大展拳脚。

近年来中国一再强调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性，“一带一路”展现的也是政策上的转变。第一个改变是中国未来出口的对象，不该再像以前一样以欧美的发达国家为主，而应转向“一带一路”沿线的许多新兴成长国；另一个改变则是出口的产业也应转型，由过去的制造业转向为“一带一路”建设中最重要的基础建设。像华润这样的重型央企，应该紧紧把握这些政策和战略上的改变，发挥自己的产业优势，开拓市场空间，优化业务结构，推动产业升级，培育自己在国际市场上的核心竞争力。

不可忽略的是，企业“走出去”需面对相当大的风险，因此需加强避险的能力；尤其是新兴国家的政治风险往往较高，还有在人民币国际化与市场化的既定目标下，汇率波动的风险也会较大，这些都是在“一带一路”带来庞大商机时，所必须特别留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