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统 著名党史、军史专家
曲折之路
这是一个意义重大的秘密使命，也是华润公司的开始。
1947年3月，国民党胡宗南集团25万兵力进攻延安。因为国民党军具有绝对优势，中共中央决策主动放弃延安，与国民党军展开运动战。 延安的中央机关人员开始向黄河东岸疏散撤退。在离开延安时，钱之光、刘昂夫妇接受了去香港开展隐蔽工作的任务。钱之光撤到陕西清涧县，准备过黄河。这时，任弼时又把钱之光叫回延安，特别指示：“你们的任务是出去发展海外经济关系，并筹划今后蒋管区党费的接济。”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安排？这就要介绍一下中共中央的“党产”。1927年中共中央在上海，需要设立一些掩护单位开展工作。1930年初，博古从苏联回到上海。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陈云谈到在上海的秘密机关和联络站急需人手，博古推荐了弟弟秦邦礼。从此，秦邦礼化名杨琳（杨廉安），用陈云给他的两根金条，开了家具木器店、南北货商店、烟纸店，作为党的秘密联络点。
1930年10月，周恩来亲自领导中央特科组建了中共中央交通局，打通与江西苏区的联系。当时的路线是从上海乘轮船到香港，再从香港乘船到汕头，然后走陆路经广东、福建进入江西。为此，在香港设立了交通总站；又派杨琳在汕头开办中法药房分号，作为交通站之一。需要说明，中共从来不搞单线交通，避免一人被捕全盘皆垮。当时在汕头还有几个秘密机关，最高级的设在军阀开的一家旅馆，只有周恩来等重要领导人来才启用。这就形成了从上海，经香港—汕头—潮州—大埔—青溪—永定，进入中央苏区的秘密交通线。1931年8月上海中央决定迁往江西后，周恩来、博古、张闻天、陈云、李德等200多人都是这样被交通员一站站护送到瑞金的。
1937年底，杨琳从上海到了延安，在中央党校工作。不久，中央组织部长陈云找他谈话，派他去香港做隐蔽工作。杨琳携带着中共长江局（武汉）提供的资金，来到香港，在湾仔创办了一间经营南北货的贸易商号“联和行”。那时，联和行的资本仅有两三万港元，公开经营港、粤地区的土产，秘密采购根据地急需的无线电器材、西药、马达、汽车配件等物资。杨琳依托宋庆龄“保卫中国同盟”的合法旗号，把采购来的物品混在海外华侨捐赠的物品中一起发运。
这就是最初的“党产”。当时中共还有其他渠道在香港活动，有廖承志开办的粤华茶叶公司等商号。这些“党产”从开办就有双重身份，一是经商赚钱，为党中央获取经费；二是充当秘密联络和情报机关，完成党交给的秘密使命。
中办主任杨尚昆在回忆录中说到:“中国共产党以前是有党产的，包括延安时期的开荒生产，包括到国民党统治区和香港去开商店办企业，是为了给党筹措经费，这批党产在关键时刻起了很大的作用。”
为什么在延安撤离前夕中央要派钱之光去香港？这是中央的一个长远考虑。战争一旦爆发，就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能否维持战争，资金是关键。军队的粮食、军需、弹药都需要钱。当时延安的财经情况非常紧张，陕甘宁边区银行金库库存已经不多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考虑到这个问题，需要利用一切条件，为中共中央和陕甘宁筹措资金。1946年11月14日，任弼时给驻北平军调部代表叶剑英和中央特别会计赖祖烈发了一封密电：“将东北局筹集的黄金利用哈尔滨的美机设法运到北平，并尽量争取时间送到延安。”
叶剑英、李克农收到电报后，叶剑英向美方委员饶伯森请求，借用他的专机去一趟哈尔滨。饶伯森爽快地答应了。
飞机借到后，叶剑英与李克农派军委一局参谋杨迪去执行任务。飞到哈尔滨，杨迪去见林彪，将叶剑英的密信交给他。林彪看完信说：“我们收到中央电报后，已开会研究了，我们多搞一些金条，明天准备好。”
第二天见到军区后勤部叶季壮部长。叶部长说：“我们已准备了五个大皮箱，现在交给你。”他们将皮箱打开，里面都是金条，还有许多金首饰。第三天早上，飞机从哈尔滨起飞，下午返回北平西郊机场。叶剑英、李克农和赖祖烈清点，叶剑英笑着说：“看来东北局真是翻箱倒柜，将金库的存货都运来了。”11月28日赖祖烈致电任弼时、周恩来：“金子已交人收，共八千七百四十三两五钱。” 这笔资金，连同陕甘宁边区银行转运出来的黄金、银元，后来都由叶剑英、赖祖烈保存在山西三交镇的中共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支持陕北的战争。
解放战争规模越来越大，各解放区的财政会越来越困难，不可能依赖各解放区向中央交钱，而且运输也越来越困难。中央必须自己造血，获得经济来源。所以，任弼时派钱之光去香港，意义格外重要。
钱之光是中央信任的长征干部，又是搞经济的内行。在江西苏区时，钱之光负责与广东商人贸易。国民党对苏区是严密封锁禁运的，怎样把苏区需要的煤油、纸张、盐等物资换来呢？他们与白区商人达成默契，演一出“抢货”的戏。在接头地点，红军冒充土匪，劫了商人的货。商人回去向国民党政府哭诉遭劫，国民党也没办法。长征途中，钱之光跟随供给部长林伯渠，担任筹粮和没收土豪的任务，为红一方面军保障粮食供应，他的智勇双全，给周恩来留下了深刻印象。所以派钱之光去香港工作，中央是放心的。
钱之光带着一个“发展海外贸易”的小团队，成员有夫人刘昂、刘恕、鲁映、李泽纯、王华生、祝华、牟爱牧、董连芳等人。他们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后，先到临县三交镇与叶剑英、杨尚昆领导的“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接洽。休整了两个星期，又取道太行山交通线，到达晋冀鲁豫军区所在地河北武安县冶陶镇。董必武正在开财经工作会议，留下刘昂当秘书，后来刘昂又随董必武去西柏坡，与钱之光分开了一段。钱之光一行又进入山东，经过华东解放区渤海军区，最终到达烟台。这段路走了三个月，钱之光说是“朝行夜宿，栉风沐雨，一路艰辛，一路坎坷”。
到烟台后，钱之光派刘恕、鲁映夫妇先去香港。他俩在胶东区党委的安排下，搭乘一艘70吨的渔船出海。一路上风浪颠簸，呕吐不止，航行9天9夜到澳门，躺了三天才缓过劲来。刘恕在香港找到了联和行的杨琳，接上了关系。
钱之光一行从烟台渡海到大连，在这里又发现了商机。大连当时在苏军控制下，中共干部在这里秘密发展经济。1947年春，来自延安和华东军区财经委员会的一批从事经济工作的干部秘密潜入大连，有江泽民、朱毅、李振南、吴屏周、吴运铎等几百人。资金是华东投资3.5亿元旧币，东北投资1.5亿，他们在中共大连市委的帮助下，同苏军交涉后，接管了一批日本工厂，挂起“建新公司”的牌子，朱毅任总经理，江泽民为副经理，开始大干起来。主要生产炮弹，供应华东野战军。建新公司也搞贸易，曾用2000吨花生油换了苏军7000吨汽油，供应华野特种兵纵队，让华野的卡车和坦克能开动起来。
钱之光得到这些同志的帮助，在大连开办了“中华贸易总公司”。他的目标是打通香港的贸易，把东北解放区的商品销往香港，把香港的商品运到解放区。他派王华生（原中央城工部会计科长）去朝鲜罗津，租借苏联货船试探航线。同时，他又让祝华去哈尔滨中共中央东北局找李富春，要大豆用于出口。李富春负责东北解放区财经工作，也希望把东北的余粮特产卖出去。
1947年11月，王华生乘苏联阿尔丹号货轮，押运着1000吨大豆、中药材和黄狼皮等东北土特产抵达香港。这是解放区第一次向香港运送货物。东北局给联和行一笔黄金，为解放区采购物资。大连运来的这船货，着实让联和行忙了一阵。大豆和中药材很快就出手了，卖了好价钱。由于香港气候热，黄狼皮卖不动，价钱被压得很低。杨琳根据中华贸易总公司送来的购货清单，天天跑采购，忙了半个多月，将西药、真空管、新闻纸和大量的麻袋准备齐全。12月初，满载货物的阿尔丹号又返回大连。
王华生到联和行还有秘密使命，他与杨琳、袁超俊、刘恕交换了情报，还带去了电台密码，交给袁超俊。中央同意在香港增设电台，对内就称刘恕台，电台设在袁超俊家里。有了电台，钱之光可以及时掌握香港动态，并转告中央。此后，王华生租用苏联的货船往返于大连、香港四五次，几番往来，大连到香港形成了一条可靠的航线，后来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双重使命
1948年5月，周恩来在西柏坡指令刘昂去大连接替钱之光的工作，钱之光去香港执行重要任务。
这是中共中央的一个战略部署，护送滞留香港的大批民主人士北上，来解放区参加新政协。5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号召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同时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政府。党中央的号召，得到各方面热烈的响应和赞成。
1947年国民党当局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许多民主人士先后离开南京、上海寓居香港。这时在香港的民主党派负责人有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陈其尤、彭泽民、李章达、蔡廷锴、谭平山以及无党派人士郭沫若等。他们在5月5日联名致电毛泽东主席，热烈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认为这是“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他们还发表通电，号召国内外暨海外侨胞，“共同策进，完成大业”。为了筹备召开有各界民主人士参加的新政协，中共中央由周恩来进行周密部署，准备将几百位民主人士从香港接到解放区。钱之光受命执行两个使命：一是租用轮船接民主人士北上，二是在香港开展更大规模的经济工作。
8月初刘昂到大连，钱之光向她交接工作，由刘昂担任中华贸易总公司经理，负责在大连的接应。钱之光怎么去香港，还要获得东北局的协助。中共与苏联没有官方的外交外贸关系，东北局是通过朝鲜方面办事。1946年东北局面最困难的时候，金日成伸出援手，给林彪提供了200多节车皮的日军武器弹药，还把南满我军3万余人从临江撤到朝鲜境内休整。此后，东北局在平壤设立了驻朝鲜办事处，进行军事和商贸合作。钱之光从大连走海路到平壤，会见了东北局驻朝鲜办事处负责人朱理治，并同苏联办事机构办理了租船手续，然后在罗津乘坐租用的苏联3000吨货轮“波尔塔瓦”号赴港。我们对苏联人也不透露情况，就是正常做生意。与钱之光随行的有祝华、徐德明、翻译陈光华等，装扮成船员，船上装满了东北解放区的商品——大豆、皮毛、猪鬃，还有一批黄金，由他们随身携带。为了避免国民党海军和香港英国海关的缉私快艇找麻烦，保护黄金和经费，钱之光扮成锅炉工，脸上、手上、身上都是煤灰。海关人员检查后，钱之光才痛痛快快洗了个澡，换上了西装。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钱之光用的是解放区救济总会特派员的名义，以便在香港公开活动。到达香港后，钱之光向杨琳和同志们传达了中央的指示精神，要把香港的贸易经营规模扩大，钱之光带来的资金给公司的发展提供了最急需的本钱。杨琳在皇后大道毕打街另租了几间大写字间，并向港英当局注册，1948年12月18日，公司正式挂牌，注册资本500万港元，成为规模最大的海外“党产”。为了体现这个特点，杨琳和大家商量，给公司起名为“华润公司”，“华是中华的华，代表中国；润是毛润之的润，代表我们党。就是说，这个机构是我们党设的贸易公司。”大家都说这个名称好。公司最初由杨琳任经理，后来党中央又决定钱之光任董事长。
钱之光到香港后，遵照周恩来的指示，承担起中共香港分局的经费开销。9月底，香港分局请求中央帮助经费的电报说：“之光到港后，交来撤退费两万元，但我们已用去撤退费达两万余元。我们每月开支为：新华分社、群众、外委各三千元，统委一千五百元，经、财委、文委各一千元，电台两千元，平均每月非三万二千元不能开销。我们是极端节省的，但工作必须要支持。”周恩来、任弼时11月22日复电:“你们所提预算可以同意。每月经费应为三万四千港币，望之光照此数拨发。” 遵照指示，钱之光和华润公司在1948年11月至1949年5月半年间，承担了香港分局及其下属机构的开支。
除了供给固定开支，还有临时开销。潘汉年作为中共隐蔽战线的负责人经常出入香港，做民主人士工作，需要活动费。据刘恕回忆（时任公司会计），他曾多次与潘汉年秘密接头，每次都交给潘汉年一万港币，秘密经费都是无法入账报销的。这就是党产的作用，党的活动需要钱时，无条件的供给。秘密活动的开支，如对民主人士的接济款、秘密工作差旅费等，这些支出都没有明细账目。周恩来曾指示：“资金来源和资金用途不能公开。”在敌占区，万一账目外泄，将给党和革命事业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因此，这些支出全凭一个地下工作者对党的无限忠贞。
华润公司在中共中央发展海外经济事业的指示下，由钱之光、杨琳带领，创业之初就集中了袁超俊、林其英、高士融、王兆勋、张平、舒自清、李应吉、祝华、王华生、徐德明、鲁映、郭里怡、黄美娴等一批优秀的同事，他们有来自延安的老干部，也有长期坚持隐蔽斗争的地方干部。这两股力量汇集在一起，在香港不断发展壮大，为建立海外隐蔽斗争基地，为后来的新中国对外贸易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阵地。
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不断发展，解放区提供的出口物资越来越多，如东北的木材、大豆、猪鬃、人参和中药材，山东的龙口粉丝、花生仁、生油和各种土产。解放区也急需进口大量的物资，如橡胶、棉花、五金钢材、机电配件、轮胎、汽油、药品、麻袋、白报纸等。华润公司利用香港市场的有利条件，积极为解放区推销出口商品，采购进口商品。1950年为解放海南岛和台湾，第四野战军派人从广州来香港求助。华润公司代为采购了大量的渡海物资，如救生圈、军鞋、划子、药品等等。华润公司的快速发展，不仅完成了中央发展海外经济的要求，还获得了丰厚的盈利，是“党产”中“一只下金蛋的母鸡”。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