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曾庆军【集团人力资源部】
《近百年湖南学风》是钱基博先生在抗战时期所著，里面收录了17位近代湖南学者，以学风为主旨，独辟蹊径，叙述了他们在顺境和逆境时对人生、事业、学问、家国的态度，是近代湖湘群英的集体画像，蕴含了巨大的精神能量。钱基博先生针对当时的社会现实和抗战背景，意在探讨宣介湖湘群英的治学思想、卓言异行、精神风范等，树楷模、开风气，激发国人报国情怀。该书也是了解湖湘文化的一扇窗口。近代这批湖湘群英，继承和发扬了湖湘文化，对军政时局、学风士气、历史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的事业功名让人津津乐道，而为人为学的特质精神、作风言行，更是颇具特点，值得深研。
一是血诚报国的情怀。以天下为己任，矢志忠诚、赤心热血，为了国家敢于捐躯赴死。这种情怀源远流长，早在战国时期，楚国屈原得知都城沦陷时，抱着石头投身汨罗江；城破之时，楚人成群结队从城头跳下，誓不投降，发出“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誓言，最后项羽成功灭秦……千百年前赓续而来的报国情怀，丝毫没有衰减，反而在近代迎来了抒发高峰。益阳胡林翼看到洋船往来江上迅捷如风，所激起的流水荡翻了湘军小舟，深感洋人横行无忌将成为国家心腹巨患，忿而吐血，抬回武昌时重病发作而死；湘阴左宗棠引边荒艰巨为己任，从东南征战到西北，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率湖湘弟子收复新疆，为了维护国家领土完整，68岁的他甚至还带着棺材挂帅出征，誓与沙俄决一死战；为了变法，浏阳谭嗣同明明有机会逃走，却慷慨赴死，“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有之，请自嗣同始！”袁世凯一称帝，邵阳蔡锷就宣布云南独立，带领三千将士讨袁，以一隅而抗全国，“所争者非胜利，乃中华民国四万万众之人格也”。再后来，还有很多耳熟能详的故事，诸如三次长沙会战、豫湘桂战役、湘西会战等，都发生在湖南，日本最后的投降仪式就在湖南芷江举行。我们党的高级将领也是湘籍将领颇多，名列共和国将帅榜的十大元帅中有三位是湖南籍、十名大将中有六位是湖南籍，个个都是身经百战。可以说，矢志报国、不怕牺牲的爱国情怀作为一种高贵的血脉传承，是激发他们舍生忘死的强大内核动力。时至今日，报国情怀已被时代赋予了新的内涵，但每当回想起这些人在国家民族命运衰微、前途茫茫、大厦将倾时所展现的那种不计生死的大无畏牺牲精神，至今仍令人肃然起敬！
二是经世致用的学风。湖湘群英治学比较务实，讲究经世致用，不拘泥于寻章摘句小事，喜欢干大事，对政治、军事尤感兴趣。书中提到了魏源、罗泽南、曾国藩、左宗棠等一批学者对学问知识的态度、探索与倡导，涵盖了经世致用学风的理论与实践全过程。如湘军早期将领罗泽南说，“自来言宋儒之理学者，往往小廉曲谨，可以持当躬，而不足以任大事”，他自己白天冲锋陷阵，晚上还要给将士讲道授课，在攻打武汉时不幸被炮弹打中头部，血流满面，仍裹着伤口继续鏖战，三天后伤重离世，死前还不忘总结学问心得，写下了“乱极时，站得定，才是有用之学。”此外，邵阳魏源把学术导向干预政治和革故鼎新的轨道，以经世致用眼光，力主扭转“不关军国要务、无视民族危亡”“泥古不切时务”的乾嘉考据学风，在撰写《海国图志》时，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曾国藩和他的将领们，亲眼见到外国侵略者坚船利炮的巨大威力，很自然便继承和实践了魏源等经世派的这一思想。因此，在地方办安庆内军械所、造轮船、开矿务局等，大规模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兴办近代化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咬紧牙关、徐图自强，开启了洋务运动，为后世打下了良好工业基础和人才储备。再如，左宗棠穷其一生，学历只是个“举人”，他后来索性就放弃了科举之路，在湖南乡下钻研看似无用实则大用的学问，自号“湘上农人”，广泛涉猎农田、水利、军事、地理、历史等知识，为后来创立楚军、征讨太平军、剿灭捻乱、办洋务、收复新疆及治理新疆等厚植了学识素养及能力，彰显了“经世致用”四个字的强大威力。历史车轮滚滚向前，这一学风精神被不断传承，蔡锷、黄兴以至毛泽东等人，或积极参与政治救亡图存运动、或参与国家大事、或大力倡导实事求是的理论，投身到社会实践中去，国人学术风气也为之一振。
三是干事创业的精神。湖南作为四塞之国，水少山多，资源禀赋并不出众，所倚靠的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开创精神，这种敢为天下先的首创精神成为一种文化符号。以曾国藩为例，作为一名在籍侍郎，朝廷让他帮办湖南军务，职权是搜查土匪以靖地方，既用他，又防他，因为汉人掌兵权一直是满清的政治忌讳。在万般艰难下，他不是按部就班办团练，而是张起了大旗，以剿灭太平天国为己任，创建湘军，誓师东征。从世俗角度看，他干的就是傻事，放着二品京官不做，书生带兵、墨绖从戎，干起了天下最危险的活，在他之前，兵败身死之人不乏其例，自己的座师吴文镕就战死在湖广总督任上。东征前期，“客悬虚寄历九载”，物质激励很少、精神激励很少、职业发展甚至就没有，自己一手带起来的下属，有的职务跟他平级了。还要经常挨皇帝的训诫和质疑，咸丰皇帝甚至讥讽他说，你平日不是自诩本事大么，到底几斤几两，办给我看。第一次东征遭遇靖港战败，他投水自杀，没死成挨了降级处分；在江西湖口遭遇惨败，又跳鄱阳湖自杀；坐困江西祁门时，刀挂在床头，随时准备自裁……但是，世无艰难，何来人杰？就是在这样的境遇里，他带着一身疾病，一生忙忙碌碌，“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最后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对手，才迎来自己人生的高光时刻，在险象环生的末世危局中，成就了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什么是干事创业，这应该算是，不计成败得失、不避生死，无需扬鞭自奋蹄，为了把事情做成，想法设法攻克一切艰难险阻。曾国藩曾说，“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身入局，挺膺负责，乃有成事之可冀”，以他为典型代表的湖湘群英，之所以能够做出一桩桩不凡事业，使风气为之一新、民心为之一振，靠的就是这种敢于任事、躬身入局、不怕牺牲的精气神。没有伟大的精神，干不成伟大的事业！
四是知人善任的胸襟。三湘四水，孕育群英荟萃，千里马常有，难在伯乐不常有。在腐朽的清王朝即将没落的政治生态环境下，以胡林翼、曾国藩为代表的湖湘精英却高度重视人才，真是难能可贵。他们不但自己是“牛人”，也能团结“牛人”，所倡导的一些人才理念和人才工作建树，影响了很多人，即使在今天仍有借鉴价值。如曾国藩，早在天下动荡之际就非常关注人才问题，对选人用人有一套理论体系和实操经验，也成就了他知人善任的美名。咸丰皇帝登基之初，曾国藩就提交了《应诏陈言疏》，犀利地指出清政府人才工作存在的严重问题，明确提出“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今日急务，首在用人”，9个月后，洪秀全广西金田起义，清政府没有人能够担当拯救大任，验证了他的战略判断。他提倡“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办天下事、用天下才”“办大事者，以多选替手为第一要义”，以真诚和虚心待才，希望“引出一班正人、倡成一时风气”，促使大清王朝中兴。《清史稿》称其“至功成名立，汲汲以荐举人才为己任，疆臣阃帅，几遍海内，以人事君，皆能不负所知”。曾国藩坚持以身作则、言传身教，通过广收、慎用、勤教、严绳等，一生发现、培养推荐及使用了各类人才，主要有军政人才、文学人才、吏治人才、洋务人才等，如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彭玉麟等，“咸致大用、宏济艰难”。离世前不久，还同李鸿章联名上奏了《拟请子弟出洋学艺折》，开启了近代公派留学的先河，为国家人才培养作出了贡献。曾国藩去世后，一向不服他的左宗棠，为其挽联“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晚清时期，由曾国藩率领的湘军将领及其幕僚群体成为当时中国政治、军事舞台的主角。有统计表明，其幕僚出幕后官至出使大臣5人，军机大臣2人，尚书2人，大学士兵2人，侍郎3人，北洋大臣1人，总理衙门大臣1人，总督16人，出任总督30人次，巡抚28人，出任巡抚50人次。
“天下士非一乡之士，人伦师亦百世之师”。近代以来，饱经艰难困苦的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在今天能以如此雄健之姿傲立世界之林，得益于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前赴后继的奋斗、牺牲，湖湘群英画像只是历史的一个小缩影，湖湘人民，同其他省份的人民一样，都是伟大的。翻看《近百年湖南学风》，回顾湖湘群英们的治学脉络及心路历程，他们虽然也会有不完美乃至缺点遗憾之处，是非功过留待人说，但他们的血诚报国之心、刚明耐苦之精神，勇于任事之担当，以及集聚人才、善用人才之道，对今天的我们而言，仍有现实借鉴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