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孔梁【华润电力】
战后初期，香港百废待兴。市场上米粮短缺，港英政府颁布了新米粮统制条例，实行配给制度，同时，大部分机器在沦陷期间遭受破坏、资本被日本人剥削、原料缺乏、航路受阻、银行无法恢复提存，以致工商业不能全面恢复，市面上货品交易紧张，走私不绝……
1947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对调整蒋管区党组织做出具体安排，将原港粤工委及广东区委进行整合，5月，香港分局正式成立，由方方任书记，尹林平任副书记。香港分局下设3种平行组织：香港工委，领导香港等地的公开工作；香港城委，领导华南城市的地下工作；各地党委，领导各地农村的武装斗争。分局既是中共中央的派出机构，也是华南党组织的领导机关，领导的地区不限于香港，还包括两广、海南等地。
根据许涤新1947年底致中央的电文可知，分局成立的最初半年，其财政工作并未实行统筹管理。作为在港活动的半公开机构，香港工委下设财委、文委、外委、报委、联委等组织，其中财委由许涤新负责，承担“报委、外委、文委、联委、财委本身及临时开支”，是整个香港工委的“钱袋子”，其收入主要依靠开展西药、食盐生意，开设织布、皮革厂，开展船运业务等。此外，分局、城委、统委及广东区党委属于秘密机构，其开支需自行承担，主要通过从前东江纵队做生意的资本及中央给北撤存下的经费，共约十七万元来经商自給。
在财委1947年度的总结报告中，许涤新建议财务行政统一开支，“独立经营的好处是使各独立单位能够自动的节约，但缺点是领导上不能凑于亲密无间，资金和干部的使用不能集中。统一开支就有这些好处。”中央采纳了这个建议，批准财委1948年起负责统一管理香港分局财政收支。
此外，财委报告也指出了一些潜在的问题，如财经委因生意冷淡，冒险从事于投机与走私。“九月的黄金暴跌，把上半年辛苦所赚的利润，完全亏光了。走私的损失比较小，但从原则上看来，亦是不对的。”然而，在规划新一年的业务方针时，财委对于“走私”业务还是留了一个口子，“停止一切投机走私的活动(但替人运走私货则不在此列)。”正是这个缺口为1948年香港分局的商业受骗事件埋下伏笔。
1948年5月香港分局致中央的电文中，详细记录了财委商业受骗的经过：1947年秋，中共粤桂边区陈信才同志的早期部下吴贸然来港找陈，告以走私粮食获利的事情，陈信才将这件事告知香港工委副书记连贯，连贯与林平先参加了二万元试探，一个多月便赚了三成。当时财委因黄金投机失败，苦无出路，连贯立刻安排财委于九月投资八万二千元，获利十六万元。数月后，获利倍增，抽回本钱二十四万元。这时吴又提出做星洲生意，说是与澳门经济局长罗保全合作，由罗负责出口关口手续，由我方派人押运至星洲贩卖。财委考虑后同意，再集资五十五万元，据吴说这批米粮需再存藏，想设法运至澳门滞留，又答应帮我方领取澳黄金入口证，拿走领证用金十二万元后，立即提出货物无法运到星洲，米钱无法付出，财委索要本钱及领证金，吴匪再无反应，卷款失踪。此番吴匪共骗取六十四万二千二百五十元，财委共计负债四十一万元。报告对本次受骗经过进行了系统复盘，深刻反思了财委违反分局稳健分散投资方针、过分冒进和贪功好胜等错误，对有关同志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处理。
骗案导致分局财政濒临崩溃。当时财委的五十六万资产，绝大部分冻结在商业地皮中，可能抽动的仅可维持经费至九月底。电文最后向中央求助：“现金条忽用完，收商业利润甚微，无以为继，望中央援助。”
1948年6月30日，方方、许涤新电报中央——“须发展武装，唯经费困难”，电报中说：“现在南方各地(琼崖除外)，已有武装约三万人，每一单位作战能力，只能击退敌一个大队兵力……须加强每个单位自卫能力……但因经费困难，集中打仗就不能筹款，同时港方宣传费也日见增加，实难解决。”虽然香港分局积极发动侨胞和爱国人士募捐，努力做到精简开支，但骗案造成的经济损失过大，敌后武装和香港方面的开支又与日剧增，分局的财政实际已陷入绝境。
危局之下，中央再次找到华润人。8月，周恩来致电在大连的钱之光，以解放区救济总署特派员名义前往香港。钱之光此行有两个任务，政治方面，护送民主人士北上，经济方面，救济香港分局。钱之光从罗津上船，乘坐苏联货船波德瓦尔号，载着东北大豆、猪鬃和土特产，还有一批黄金，驶抵香港，与杨琳、刘恕、袁超俊会合。此后，钱之光任华润公司董事长，杨琳任总经理。
9月底，香港分局盼望中央帮助经费的电报又至，其中提到：“之光到港后，交来撤退费两万元，但我们已用去撤退费达两万余元……我们每月开支为：新华分社、群众、外委各三千元，统委一千五百元，经、财委、文委各一千元，电台两千元……平均每月非三万二千元不能开销。我们是极端节省的，但工作必须要支持。”10月20日，方方、许涤新再次电报中央——“戌月开支是钱处借来”，请示中说：“我处申酉两月开支是挪借的，十一月开支现在钱之光处借三万元，以后如何措理，盼示。”
1948年11月10日，方方、许涤新致电中央的“半年经费预算数字”又在前封电文的基础上增加了潘汉年情报处、儿女教育费、资料收集费等几项开支。周恩来、任弼时11月22日复电:“……你们所提预算可以同意。惟《华商报》已拨五百两金子，小开处经费已由中情处送去，不应包括在此预算内，故每月经费应为三万四千港币，望之光照此数拨发。” 此后，钱之光领导下的华润公司在1948年11月至1949年5月半年间，承担了香港分局及其下属机构的预算开支。至此，香港分局的财政危机得以解决。
其实，华润并非1948年才开始为华南党组织提供经费。1946年冬季，华南地区游击队遇到经济困难，时任游击队负责人方方、林平向中央发电，请求经费支持。朱德在电文稿上批示：先向杨琳借款。潘汉年作为中共秘密战线的负责人经常出入香港，据刘恕回忆（时任联合公司会计），他曾多次与潘汉年秘密接头，每次都交给潘汉年一万港币。类似的案例不胜枚举。
与此同时，香港分局也对华润的业务提供了坚强支持。香港分局机关报《华商报》专设经济版重点报道解放区的贸易新闻，财委还搭建了工商从业员座谈会、香港工商界聚餐会、潮州帮商界座谈会等，让华润借助这些渠道，在香港商人中寻找可靠的合作伙伴，通过爱国华侨扩展香港和海外市场，同时在生意上和债权上给对方一定的利益，将商业活动与统战工作统筹结合。
今天我们回顾这段历史，不禁感慨于先辈们所经历的万难以及克服万难的勇气，不禁自豪于华润曾肩负过如此光荣而重大的使命。在香港的热土上，“华润”是一种保障，是一种力量，是一种信仰。
注：本文摘选电文均出自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合编《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文件汇集1947.5-194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