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1月10日晚6时38分。卡塔尔首都多哈。

 

此刻，参加世界贸易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的700多位与会代表屏息凝神地注视着会议主席卡迈勒手中的小小击槌，随着清脆的一声槌响，会场被掌声淹没。这一槌为一场绵延15年的接力赛吹响了抵达终点的哨音，也为中国敲开了融入世界的大门。

 

如今，二十年过去了，中国从二十年前相对封闭边缘化的经济体，到一个高度开放、逐步走向世界中心的超大型经济体，从经济总量世界第6位上升到第2位，对外直接投资从世界第26位上升到第一位，从GDP全球占比4%到新冠疫情爆发之年的17.4%，从拥有近三千万贫困人口到消灭绝对贫困人口……入世深刻改变了中国和世界的面貌，也实实在在地影响了我们每个人的生活。

 

在这15年的复关/入世谈判中，中国更换了4位首席谈判代表，朱镕基总理曾感慨地说：“黑发人谈成了白发人。”鲜为人知的是，这场接力赛中有“三棒”都曾交到华润人手上，他们把热血和智慧献给了这次伟大的征途。

 

重启复关谈判

 

世贸组织的前身是1948年临时生效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早在那时中国就是关贸总协定的缔约创始国之一。然而，随着国民党败退台湾，两岸开始了争夺“代表权”之争，为防止大陆从关税减让中获益，1950年3月，台湾当局照会联合国秘书长，决定“中国”退出关贸总协定。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联合国合法席位后，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大会就依照联大决议取消了台湾的观察员资格。但此时，中国政府却对加入关贸总协定后实行无差别最惠国待遇和相应义务等因素暂时搁置了复关申请。

 

这一等就是十几年。时间来到80年代，早已恢复了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席位的中国，却仍被关贸总协定拒之门外。彼时改革开放方兴未艾，中国亟待打开国门搞建设，恢复国际间经贸往来。1982年，中国与GATT成员的贸易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85%，GATT成员之间的贸易占全球贸易总额的85%，这说明GATT的规则和协议无论如何都将直接或间接影响中国，复关势在必行。同年，对外经济贸易部成立，重点研讨复关问题。这年11月，中国获得了关贸总协定观察员国地位，开始派观察员列席关贸总协定的缔约国大会和理事会会议。在经过了几年的学习和准备后，1986年，中国正式提出恢复“缔约方地位”的申请，并提出了著名的“复关三原则 ”，中国的复关之旅，正式启动。

 

经济体制之争

 

1987年2月，中国向关贸总协定正式提交了《中国对外贸易制度备忘录》，一个月后，关贸总协定理事会中国缔约方地位工作组正式成立，外经贸部原副部长沈觉人被任命为首席谈判代表。

 

当时，谈判双方对于中国是否是市场经济国家存在很大分歧，西方国家甚至向中国提出了在实现市场调节价格的目标之前，设立过渡性的“选择性保障条款”，意味着一旦缔约方认为中国的出口产品严重损害了其国内产业，可以绕开关贸总协定的非歧视原则，选择性地针对中国采取紧急保障措施，这个条款无疑严重违背了中国的国家利益。

 

谈判桌上的“明枪暗箭”反应了西方对当时中国经济体制的质疑。从根本上说，GATT是在市场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国际多边贸易组织，而当时中国还是一个以计划经济为主的国家。关贸总协定有个规定，遇到新加入的申请国要成立专门的工作小组。凡是想跟中国单独谈判的国家，都可以自由报名参加。最后参加中国工作组谈判的共有37个国家。沈觉人回忆说：“这个小组成立后，就开始提问题，特别是针对中国提交的备忘录中有疑问的地方，由我们来答复。后来我算了一下，他们总共提了2000多个问题。”其中最多的问题就是在中国价格是怎么形成的？是受政府管控还是由市场形成？企业有没有自主权？其核心还是围绕中国是否具有市场经济国家的属性或身份。

 

彼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正在艰难摸索中不断突破前进。那几年，沈觉人几乎每次率团去日内瓦答疑，国内对经济体制的提法都有变化。从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有机结合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我们当时曾经提出来中国的经济体制叫做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按照当时的英文的翻法叫做Planned Commodity Economy，我们拿到国际上去讲、到日内瓦去讲，Commodity这个词在关贸总协定有特定的含义，就是初级产品，确实人家听不大懂，因为这个概念不一样，解释起来很难。”沈觉人回忆道。他只好在私下跟外国人解释，中国的体制就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这可吓坏了一行的同事，当时的人们对 “市场”这个非常“资本主义”的词汇仍旧讳莫如深。

 

中国不断强调任何国家的资源配置都同时拥有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正如邓小平的著名论断“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资本主义也有计划。” 在经过了7轮会议之后，1989年4月，关贸总协定结束了对中国外贸制度的审议。

 

然而，这年春夏之交的风波，让谈判戛然中止。

 

7月，关贸总协定暂停了对中国复关问题的进一步评估。12月12日，沈觉人最后一次率团前往日内瓦参加关贸总协定中国工作组第8次会议。虽然中国政府不断释放改革开放政策不变的信号，但美国对中国开展了经济制裁并中止高层来往，中国国内经济过热导致高通货膨胀率，整顿过程中又强化了行政手段配置资源，造成了不良影响，台湾当局也趁乱在1990年1月1日递交了入关申请。在沈觉人担任首席谈判代表的最后两年里，西方国家把阻止中国复关作为对中国经济制裁的主要内容，中国的复关谈判遭遇了重大挫折。

 

“特别301”与中美谅解备忘录

 

1991年8月，沈觉人调任华润集团董事长。同年，时任华润总经理的佟志广奉调回京，他接过沈觉人手中的接力棒，登上了飞往华盛顿的飞机，出任中国复关第二任首席谈判代表。

 

90年代初的谈判拥有一个异常艰难的开端。89之后，中美关系跌至冰点，美国把政治、人权问题搅进贸易谈判，复关谈判的主要任务就是突破经济制裁。

 

此外，另一项重要的谈判就是解决中美在“市场准入”上的争端。美国根据国内立法的“301条款”——即对那些对美国出现巨额贸易顺差而不对美国开放市场的国家实行报复的条款，以中国对其造成贸易逆差为由，把中国列入重点观察、重点调查对象，如果中国在一定期间内不同其谈判并达成谅解，美国就会开征反倾销税，禁止中国某些商品对美国出口。

 

此外，美国还有一项“特别301”条款——即对那些不对美国的知识产权进行有效保护的国家实行报复的条款。美国贸易代表署每年向国会提供一份报告，对世界100多个国家保护美国知识产权的情况做出综合评价，按侵权程度把有侵权行为的国家分为“观察国家”、“重点观察国家” 和“重点国家”三级，一旦被列入“重点国家” 名单，该国必须承诺一个打击侵权时间表，如半年谈判没有结果，美国就将对其进行贸易制裁。

 

1991年4月，中国被列为“重点国家”名单，美国对中国发起了特别调查，中美双方开始就此进行谈判，这次谈判一共进行了6轮。佟志广需要一面同100多个国家谈复关，一面同美国谈贸易争端。

 

1992年10月初，佟志广再次率团来到华盛顿和美国进行最后一轮谈判。

 

10月10日8：30，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北方格兰特将军的司令部，中美两国代表团就签署谅解备忘录进行最后的磋商。佟志广要求一定要把“美国承担国际义务，支持中国早日加入关贸总协定”这一条写入谅解备忘录。双方一直僵持不下，佟志广饿了就吃个汉堡，渴了就喝杯可乐，整整一天，硬是灌下去几十杯可乐。

 

不过，佟志广心中有数，当时正值美国总统大选，布什第二天中午就要和克林顿举行电视辩论，特别需要这张谈判成功的牌。

 

在当天午夜距离谈判最后时限仅剩15分钟时，美国代表团团长、当时世界政坛上与撒切尔夫人齐名的“铁娘子”希尔斯终于妥协了，佟志广和希尔斯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中美市场准入谅解备忘录的最后文件上签了字。那句佟志广一直坚持要写入的话被原封不动地写进了《中美谅解备忘录》，让美国承担了“支持中国复关的国际义务”。

 

“这种谈判，一生谈一次足矣。这是高度的智力斗争，高度的体力斗争，高度的责任和压力。”很多年后回忆起那场谈判，佟志广如是说。

 

谈判结束两天后，中共“十四大”正式明确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佟志广终于可以向全体缔约方宣告：中国是搞市场经济的！

 

在佟志广主持谈判期间，中国与美国签署了关于市场准入和知识产权保护两项谅解备忘录，并在复关问题上确立了“先大陆后台湾”的原则，为以后的入世谈判打下了重要基础。

 

“临门一脚”惜败

 

1989年，沈觉人的同事、外经贸部部长助理谷永江受到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他第一次见识到了美国人的高傲。“上来一点寒暄都没有，就开始指责我们的贸易政策，一共讲了十条。” 谷永江也针锋相对地讲了十条美国贸易政策的问题，“他说这个，我说那个，实际上不是针对一件事进行直接辩论，这就是外交。”或许，就是这次的经历，种下了谷永江其后接任复关谈判首席代表的种子。

 

1993年4月17日，即将去中央工作的外经贸部部长李岚清在最后一次主持部党组会议的间隙，把谷永江叫到办公室，让他来主持复关谈判。谷永江从59岁的佟志广手中接过复关谈判的“第三棒”，成为第三任中国复关谈判首席代表。

 

1994年，中国发起了复关谈判的最后冲刺，希望能在1994年底世界贸易组织（WTO）成立前，以关贸总协定成员的身份加入WTO。此时国内也推行了不少改革措施配合复关谈判。年初，中国废止了双轨制汇率和外汇留成制度，取消了283种商品的进口许可证和配额管理规定，开始实施《一般商品进口额管理暂行办法》与《出口商品配额招标办法》，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对外贸易法》。

 

复关谈判的关键是跟美国谈，然而克林顿上台后的政策是沿袭对华制裁，推行强硬外交。90年代初的中美关系波谲云诡，继1993年7月的“银河号事件”、1994年10月的“黄海对峙”，美国在复关问题上继续为难中国，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和发展中国家地位（以发展中国家地位加入WTO能得到比GATT更多的优惠待遇），利用中国期望早日结束谈判的心理，逼迫中国在市场准入问题上做出更大的妥协和让步。

 

当时在国内也出现了对于入世利弊的讨论，许多产业一时难以承受市场开放的冲击。佟志广曾打过一个比方，复关就好像一片庄稼地需要雨水，雨下来了，庄稼会长得比以前好，但低洼的地方肯定要淹掉。这个代价是一定要付的，否则大片庄稼不长了。然而在当时，汽车行业刚刚起来，农业又一直薄弱，以车企为代表的生产部门和农业部门，利益难以协调，意见不尽统一，国内反对入世的声音不绝于耳。

 

复关的最后冲刺以失败告终。1995年1月1日，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取代了关贸总协定，相比主要适用于商品货物贸易的GATT，WTO还涵盖服贸和知产等领域，谈判程序更为复杂。中国的复关谈判正式转为入世谈判。

 

有人曾说，谷永江是中国复关谈判最悲情的一任首席谈判代表，眼睁睁惜败在“临门一脚”处。然而当他从日内瓦归来，吴仪却仍旧捧着鲜花来机场迎接他们，她说，虽然没能结束复关谈判，但代表团的工作有目共睹。没错，七年后，谷永江将在华润集团董事长任上见证那个他们共同参与完成的光荣时刻。

 

漫长的接力

 

90年代中后期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金融财税外汇外贸领域的改革全面展开，中国在入世谈判中的有利因素不断增加。自1995年起，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连续三次宣布自主降低关税，并承诺到2005年将工业品平均关税降至10%。1998年11月，克林顿在致函江泽民时，就中国加入WTO达成协议。中美谈判进程陡然加速。

 

在1999年底开启的堪称“世纪谈判”的中美第25轮双边谈判中，双方达成了历史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利坚合众国市场准入协议》，为中国入世扫清了最大障碍。11月15日，中国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和美国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在北京签署了中美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双边协议。2000年5月19日，欧盟与中国签署了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双边协议。随着“拿下”美国和欧盟两大经济体，中国入世双边谈判即将结束，中国入世进入了最后的加入程序阶段。

 

最后关头，历史再次上演了戏剧性的一幕。2001年9月11日，纽约时间九点零七分，世贸双子塔遭受飞机撞击的消息传到中美谈判会场，美国代表们陷入了慌乱。恐袭发生后不久，江泽民主席就拨通了小布什总统的电话，表示了对美国人民的慰问和愿与美方开展合作、共同打击恐怖主义暴力活动的决心。谈判桌前，第四任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也坚持请求会议暂停48小时。中国释放的善意很快得到了回应。9月17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工作组第18次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各项法律文件。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成为第143个成员国。至此，长达15年的中国复关/入世谈判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点。

 

站在今天回望2001年，那是无限激励和鼓舞了中国人的一年。北京申奥、APEC召开、入世成功，古老中国以昂扬之姿重新迈向世界舞台中央。世纪之交，云程发轫，人们怀抱着进入新千年的美好希冀被时代的洪流裹挟向前，没有人知道未来会怎样，但几乎所有人都笃定明天会更好。

 

二十年星奔川骛，当年见证入世瞬间的许多人也逐渐老去。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在入世前那场绵延15年的接力赛中，华润人以功成不必在我的豁达，写下了一段功成必定有我的传奇。千回百转尽归于落槌的一瞬，连同那个朝气蓬勃的年份沉淀的自信、力量、骄傲和希望，长久地定格在了中国人的记忆里。

 

（本刊 吴曼至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