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习终于结束了，要从南特再折腾回读研的普瓦捷大学，我定在中秋节那天搬家。幸亏有同学奥利维埃热心帮忙，大老远开车从昂古莱姆来帮我，要不然一大堆行李真的很难弄。因为堵车，我们傍晚才开到了普瓦捷市中心。我从房东手里接了新居的钥匙，简单地收拾了一下行李，然后与奥利维埃出门散步。

普瓦捷是法国普瓦图·夏朗特大区（相当于中国的省）的首府，市区人口才十一万多。但是研究法国历史的人注定绕不过它，几次大的战役将这座城市和法国甚至欧洲的命运紧紧相连。507年法兰克人在这里与名叫Wisgoths d'Alaric人进行了一场惊心动魂的战争，直杀得天昏地暗，最后法兰克人扛起了胜利的军旗凯旋而归。

后来阿拉伯帝国日益强大，他们在打败了骄傲的西班牙骑士之后，732年又挥旌北上。又是在普瓦捷，夏尔·马泰尔率领法国大军抵抗蛮人的入侵。说是蛮族，其实是一家之辞罢了，历史从来只向胜利者微笑。譬如面对清兵入关与农民起义的威胁，大明王朝的末代皇帝绞尽脑汁寻找对策，但气数已尽的明朝注定要走向灭亡，如果没有吴三贵和陈园园的传说也会另有王三贵和赵园园的故事与明朝的衰落一同葬入史册。

我在游览伊比利半岛时倒多次体会到伊斯兰教在当地文学、艺术和建筑方面的明显影响，穆斯林用锋利的马刀在西班牙斗牛士的史册上深深地刻下了几页。从巴伦西亚到托莱多，从马德里到巴塞罗那，游牧蛮族利刃的痕迹无处不在。

伊斯兰教在法国的影响却微乎其微，因为它躲过了当年穆斯林血和火的洗劫。今天的我自然而然地想，如果没有当年的普瓦捷大捷，今天的巴黎圣母院是否是一座灰头土脸的圆顶清真寺？卢浮宫里面收藏的绘画大都以飞沙走石的阿拉伯大沙漠为背景？而凯旋门上呢，默罕默德一类的名字代替了诸位法国雄杰的英名？这样的结果我无法想象，一切欣赏法兰西文明的人也无法接受这种臆测变成现实。

记得从前上历史课时，老师每次都是从历史原因、现实环境、外部影响、导火索等来具体分析影响人类进程的战争。仔细想来，这仅仅是凭借形而上的理性的泳技去上溯史河罢了，在内心我却一直不肯相信。有谁能在1914年的元旦预测到欧洲火药桶的一声枪响能让全球在随后的四年内血流成河？又有哪一位史学家能够猜到仅仅过了二十多年世界大战的战火又重新点燃，几千万人死于熊熊战火和流离失所？

果真有人能够做到，人类丰富的历史学可以简单地划为逻辑学的一个分支了，那样岂不更省事。可是史学的玄机哪里那么容易地被参透，人类的演化从来不会是按部就班、毫无悬念的乏味铺陈。

决定一场战争胜负的原因很多，当然实力第一，还有诸多偶然因素的笔在战史的草稿上勾勾画画、涂来涂去，或许就把胜券在握弄成了惨败而逃。面对每一次战斗你都坚信正义一定会打败邪恶，文明一定会战胜愚蛮，就未免太天真了。宋襄公肯定是中国古代史上最仁厚的君主，但在战场上对敌手套用相敬如宾的义理，最终被现实的对手打得落花流水、抱头鼠窜，于是宋襄公之仁成为军事家、历史学家乃至我等凡人的笑资。宋朝文明程度自然远远高于北方各族，但历史学家还是给它扣上了积贫积弱的帽子，一代英杰文天祥也只能在零丁洋边叹息时运不济，只能以个人的宁死不屈在汗青上建造一座让后人仰望的丹心丰碑。他人格魅力的最后一灿为南宋王朝的挽歌添上一段亮丽音符。实际上这对没落的宋朝来说并无大用，文宰相已经无法让清明上河图的喧哗与热闹重现燕赵大地，更无法让瘦得惊人的宋代韵竹重新画出唐朝飞天的丰腴与自信。

所以，我要感谢今天月光下的普瓦捷--要知道，如果让南来的蛮敌攻占这座并不雄伟高大、险峻陡峭的山头，穆斯林的铁马将疯狂地向北踏平无垠的平川，而视野的尽头处就是艺术与文明精粹的象征巴黎。它离这里只有区区三百多公里，今天乘高速火车一个多小时就到了。在普瓦捷，法国男儿用剑为法兰西文明铸造了牢不可摧的高墙，用血为法兰西文明凝成了众志成城的坚垒。他们在普瓦捷的英勇搏斗，让千年之后的后人可以安闲地在塞纳河边享受到巴黎华都的艺术。

翻开史册，我发现日渐缜密的理性常常会使一个民族面对外侵时缩手缩脚，文明发达到某种极致常常以国家的式微作为代价，古埃及的消亡与两河文明的衰退就是明证。普瓦捷的英雄们用智慧战胜了愚昧，用勇猛战胜了蛮横，捍卫了伟大的法兰西文明。

上初中时我就能背诵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佳词，但高中毕业后我再也没有机会与亲人共享中秋节。有没有家人在旁，有没有甘甜的月饼入口，我并不十分在意。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这样的美景我懂得去品味，但是已经习惯了漂泊的我向来没有谁见幽人独来往的寂寥心情。于远居法国的我，一轮华锃流艳的素月，一座美妙绝伦的城市，已经足够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