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不”的时候，
需要智慧，需要真诚，
需要坦荡，还需要勇气。

成功人士表面上很潇洒，实际上，他们内心的苦衷多着呢。最令人头痛的事情莫过于不好意思拒绝别人的请求。

他们是成功人士，整个社会把他们捧上了天，寄予着很高的期望值。他们是司局长，是总经理，是大教授，呼风唤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每年能上大学的人只有27万，淹没在13亿人口之中，那么，一个人要承担多少扶贫解困的任务？何况，他们之中很多人本身就来自贫困地区。

张总是香港某大公司的大经理，他的故乡在安徽。每年春节回家，他最怕县政府或老同学请客。政府请客为的是招商引资，可是，投资的事情哪能那么简单？同学请客统统有事相求：借钱，换工作，搭桥做生意，安排子女就业。

淑珍是他的中学同学，他们25年没见面了，今年她儿子大专毕业，求他安排工作。正好合肥市的一个招商团来香港招商，张总跟他们谈项目，请他们吃饭。饭后，他把那个孩子的简历递给了招商团的秘书。很快，那个孩子被安排到市政府。几乎同时，这个秘书提出：我儿子也刚毕业，能不能安排到你的香港公司？

那是不可能的，来香港没那么容易。

不久，淑珍打来电话，她说：“你快想办法帮秘书的儿子去香港吧，要不然，我儿子就得下岗了。胡秘书天天逼我儿子。”

张总的妻子说：“你犯得上欠那么多人情吗？别管，让他们自己搞掂。大学毕业就应该自己闯天下，去人才市场竞争。你通过不正常的手段安排了无能的人，对其他大学毕业生来说，那是不公平的。”

张总还好，记住了这次教训，以后不再介绍毕业生了。但是，春节回家一直不敢见淑珍。

王总管理着好几个工厂，工厂是要烧煤的。有一天，他姑姑的儿子打来电话，对他说：“我正跟抚顺一个煤矿的矿长吃饭，我提到你，他特别高兴，他想去见你。”

王总说：“我又不认识他，见我干吗？”

“卖煤，价格高点，给咱回扣。”

王总说：“你害我？”挂断电话。

很快，他姑姑就打来电话，讽刺挖苦了好半天，说“我的儿子不如我哥的儿子”，等等，说着说着还哭了起来，千年万载的伤心事一起说，弄得王总不知怎么收场。

李总回老家奔丧，出殡的当天下午，他30年前毕业的中学母校就来人了，让他给母校捐款。当时家里人很多。

那场面，很尴尬。

母亲活着的时候，故乡是思念，是祝福；母亲刚刚去世，故乡好像就变味了。

赵总无意中认识了一个三流画家，画家送给他一幅画。不久，这个画家要举办个人画展，让赵总赞助10万。他个人出这笔钱是不可能的。公司出？他自己说了不算。他试探性地请示他的上级老板，老板说：“对公司有什么帮助吗？”“没有。”老板说：“那还用问吗？你欠他什么情吗？”

老板一语道破，吓得他不敢再提。

也不好意思去见那个画家。

刘老师是学贯中西的著名学者，经常出国讲学，大概有点存款。他的一个同学来借钱，30万，要买房。他说：“我没那么多钱，10万吧。其实，现在买房贷款很容易。”然后就详细地给他讲解贷款手续。

那个同学就是想节省利息。此后，那个同学经常在各种场合诋毁他。

吴总的公司招聘大学毕业生，他满怀热情回到母校，大有衣锦还乡的派头。大学校长和当年的辅导员盛情宴请，然后各自把自己的孩子介绍给他，他要了；另外又选了一个学生会主席。

到公司以后，那两个老师的孩子有恃无恐，争宠吃醋，斤斤计较，闹得周围不得安宁。无论吴总对他们多好，他们都觉得那是应该的，那表情分明在说：“是我爸把你培养出来的，没有我爸哪有你的今天。”吴总只能是打掉了牙往肚子里咽。而那个选来的孩子则踏踏实实，有很高的能力，从不惹是生非。至今，吴总还不知道该怎么处理那两个大学生，能炒鱿鱼吗？假如炒了，他还能回母校吗？

40多岁的这批人在三年自然灾害和“文革”中长大，经历过贫穷，人生的履历中站满了贫穷的朋友，还有贫穷的故乡和永不满足的母校，还有那些“求你没商量”的小学同学、中学同学。

故乡成了他们心中的痛，时时惦记，魂牵梦绕，想报答，却无能为力。

由此我理解了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解放了全中国，当上国家领导人，住进了北京，之后却很少回故乡。不是他们不想家，不是他们不想帮助那些战友、亲人、母校、父老乡亲，只是，做不到。

故乡的欲望永远是水涨船高的。

40多岁的成功人士，手中掌握了比较大的权力，却还处在“行使权力”和“表现权力”的热情中，往往是对部下和妻子说了太多的“不”，对朋友和兄弟说了太多的“OK”。学会正确地说“不”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对上级、对父母、对同学、对故乡。说“不”的时候，需要智慧，需要真诚，需要坦荡，还需要勇气。

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华润的企业遍布23个省市自治区，在派遣经理人的时候，有没有“故乡回避”这个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