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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琳之死 --------- □ 雪仙【集团常董办】  

 

这些天不断有朋友问我:“杨琳后来怎么样了?”我说:“保密,等着读《华润史》吧”。可是大家都是急脾气,等不及,连《华润》杂志的编辑们也问起这个问题。我一遍一遍地给朋友们讲“杨琳之死”,每次讲心里都很难过,我已经讲过许多次了,今天终于下决心:提前告诉大家。

杨琳去世的原因已经成了一个不解之谜。

回头介绍一下杨琳的经历。1952年我国组建外贸部,由于缺少外贸干部,当时的政务院把华润董事长杨琳从香港调回外贸部任综合计划局局长,据说本来是当副部长的,由于“神杖轮”事件的影响改变了任命。计划局是非常繁忙非常重要的部门,全国的进出口计划都由计划局编制。

1955年,杨琳被派往印尼大使馆,任商务参赞。1959年回国后,在中国五金进口公司任总经理一年,1961年在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筹建外经总局(外经委前身),任副主任直至去世。开始几年,方毅兼主任,杨琳主持工作。

1966年方毅受到红卫兵冲击。“外事无小事”,为了保证外经委正常运转,杨琳在那一段时间里可以说是呕心沥血。当时,毛主席时常会提出额外的援外项目,可是,外贸部的进出口计划是上一年就制定好的,国家的外汇是计划经济的管理模式,所以,跟各部委的协调工作十分辛苦,加上红卫兵造反,外经委的许多青年干部也卷入其中,各处室不能正常运转。杨琳不得不每天加班,事无巨细都要亲自去做,还要经常参加外事活动,并随时准备向总理汇报情况,周总理经常在深夜来电话,叫杨琳去商谈工作。

1967年杨琳一度累病住院。

1968年春,造反派以“特嫌”的罪名将杨琳隔离审查,杨琳和夫人黄美娴被分别隔离,与家人失去联系。

1968年冬季的一天,杨琳的女儿秦文去医院看病。秦文在华北局计委工作,她知道计委和外经委的定点医院都是北京人民医院。她怀着试试看的心理,查医院的住院记录,果然有父亲的名字,秦文喜出望外,马上跑向爸爸的病房。

在10个人一间的大病房里,她找到了父亲。

杨琳看到女儿,很高兴。他对女儿说:门外有人看守,不能久留。杨琳急切地询问家人的情况,尤其是小儿子的情况,然后非常严肃地对秦文说:“记住,我不会自杀。” 文革动乱时期,自杀的人很多,死后定罪大多是“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杨琳这样告诉女儿是为了防止万一,他的老战友已经有好几个因不堪其辱而先后自杀,李应吉刚刚跳楼,他也是外经委副主任,1948年曾任华润公司副经理,罪名也是“特嫌”。

没过几分钟,看守发现了秦文,把她撵走了。这是家里人最后一次见到杨琳。1968年12月10日传来杨琳去世的消息。

秦文马上意识到问题的复杂性,她请求军管会先不要火化。连夜,她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提出“验尸并做出政治结论”等要求。

大概过了两三天,周总理就做出批示:1、同意由医院解剖验尸,做出死因鉴定;2、骨灰放入八宝山人民公墓。

医院鉴定结果:杨琳的头上和身上有伤,死于急性心肌梗死。

杨琳头上的伤就成了不解之谜。后来有两种说法。一个说法是,12月10日那天,邱会作召集隔离审查的高干们开会,散会后,下楼的时候,杨琳走得比较慢,看管他们的军人用力推了他一把,杨琳摔倒,滚下楼梯,头磕在楼梯的拐角处,当即昏迷,送进医院后死亡。另一个说法是,杨琳被红卫兵打伤,送进医院后死亡。

杨琳死了,带着“特嫌”的罪名,带着头上的伤痕,更带着心灵上的伤痕,突然间死去,没有留下任何遗言,没有任何亲人在场,甚至没有来得及对医生说“我是被迫害的”。

1968年冬季,文化大革命正轰轰烈烈。

1969年,秦文和爱人去了五七干校。她的哥哥和二弟在新疆,小弟弟杨伟大学毕业后下放到延安。一家人都被牵连。本来这是一个革命的家庭,哥哥秦福铨是我军培养的第一代飞行员,秦文16岁参军,是陈赓手下的出色小兵。

杨琳的事情再无人提起。1973年外经委曾试图为杨琳平反,受阻。

1974年秦文回到北京,得知周总理病重。秦文突然想到,造反派说父亲是“特嫌”,1938-1949年父亲在香港工作期间主要接受周恩来的领导。

秦文想给总理写信,可是又不忍心打扰总理。1974年那个冬季,她在苦苦煎熬中期盼着总理的康复。1975年春,总理病情加重。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秦文还是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提出为杨琳平反的请求。

过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病中的周总理在医院亲笔签批,把为杨琳平反的事交给主持工作的邓小平副总理。

1975年7月,经邓小平、李先念、华国锋签批,杨琳的冤案得到平反。1975年8月21日,外经部为杨琳同志举行骨灰安放仪式,他的骨灰终于被安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悼词中写道:“杨琳同志虽然逝世七年了,但是当我们回忆起他的革命精神时,无不感到沉痛和怀念。”

今年6月在档案馆,我看到了为杨琳平反的材料,我被杨琳的经历深深地震撼了,想到他19岁参加革命,23岁就担负起特殊使命,之后又创建华润公司,组建外经委,40年的革命生涯谱写出如此辉煌的业绩,我为华润有这样一位创始人而自豪,同时,也为这样一位革命家的遭遇而痛心。

2004年11月17日,采访秦文之后我们请她带我们去八宝山祭奠杨琳,在杨琳的墓碑前,一行人手捧鲜花默默致哀,我含着泪对杨琳说:“只要华润在,您的名字就不会被人遗忘。我们一定好好干,请您含笑九泉。”

杨琳(杨廉安)
华润创始人

1908年出生在江苏无锡。
1927年参加严朴领导的无锡暴动。
1931-1935:在上海任交通员。
1935-1937:在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
1937-1938:在延安党校教务处工作。
1938-1952:在香港从事贸易工作,先后创建联和行(华润前身)、华夏航运公司等,任总经理。建国后兼任港管委主任。
1953-1955:外贸部综合计划局局长。
1955-1959:印尼大使馆商务参赞。
1960-1961:中国五金进口公司总经理。
1961-1968:中国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


[作者系集团常董办员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