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欢一天,那是过节;狂欢两天,必有伤亡;狂欢三天以上,损失一定惨重。

狂欢与理性
 
雪仙【董事办】
西方有一个节日叫“狂欢节”,这个节日有3大特点:一是“人多”,倾城而出;二是“欢乐”,载歌载舞;三是“狂热”,广场上热闹的程度近乎疯狂。

好在狂欢节只是一个节日,当第二天的太阳升起的时候,狂欢了一昼夜的人们回家睡觉,一觉醒来,又回到理性的生活之中。

中国没有狂欢节,可是,我们却随处都能看到盲目的人们在旷日持久地“狂欢”。

在香港,最大的“狂欢”首推回归前的股票市场,好像所有的香港人民都走进了“股市”,人们疯狂地买入,疯狂地卖出,多少人奔走相告,向相识和不相识的人们“炫耀”:在一天里自己的股票赚了多少万。就连白发苍苍的老爷爷和没牙的老奶奶都在说自己赚钱了。在香港人像过节一样提取存款疯狂购房、炒股的时候,索罗斯来了,就在一夜之间,几近一半的香港中产阶层变成了负债人。香港人“吻快钱”的心理遭受了灭顶之灾的打击。

当香港人从股市“狂欢”中苏醒的时候,猛然发现,长三角的上海也像雄狮一样苏醒了。如果没有“自由行”,上海取代香港的金融地位必成事实。

多少香港人在经历了这次狂欢之后,开始学着“玛蒂尔德”的样子,劳作,攒钱,还贷,赔偿丢失的“项链”。

另一次狂欢的记忆当推90年代初期的卡拉OK大潮,在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仿佛在一夜之间,卡拉OK厅开遍了祖国大地,开遍了城市乡村,开遍了穷乡僻壤。一天又一天,每当夜幕降临,翩翩男士和款款小姐成群结队走进“练歌房”,在酒精的作用下鬼哭狼嚎,到1993年,如果还有谁没唱过卡拉OK,那就是“天外来人”。当正常的放松和娱乐变成了“一等男人不回家”的理由时,成千上万的家庭在狂欢中走向破裂,成千上万的中学生迈错了人生的第一扇大门。

这些记忆仿佛就在昨天。

还有一个遥远的记忆,那就是40年前史无前烈的大狂欢。全国青年不愿做“分数的奴隶”,纷纷停课闹革命,大家挤上火车,上井冈,下延安,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接受检阅的仪式把狂欢一次次推向高潮,从《炮打司令部》到“6·18”,这种“狂欢”持续了长达两年之久,人们有意无意地推波助澜,狂欢过后,一千四百万城市青年上山下乡,中断了自己的学业,多少人在醒来之后才发现:已经错过了读书的年龄。太多的人为那次狂欢付出了一生的代价。

狂欢一天,那是过节;狂欢两天,必有伤亡;狂欢三天以上,损失一定惨重。
在“狂欢”和“理性”之间,有一个度。

中国没有狂欢节,可是,中国人喜欢“凑热闹”,喜欢“从众”。近些年,虽然没有那么大规模的狂欢了,可是,不算小的狂欢还在形成着,比如超女,比如驾车游,比如“同一首歌”。

我想告诉年轻的朋友们,少点儿凑热闹,少点儿狂欢,静下心来,读几本经典,好好想想:自己的特长和业余爱好究竟是什么。
[作者系集团董事办研究部员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