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要在集团内部进行一个“产融结合最大的拦路虎是什么”的问卷调查，恐怕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关联交易”这一项。实际的情况也确实如此，不少产融项目最后都因担心关联交易而搁置下来。那么，关联交易使人顾虑的原因是什么？有无解决的方法？

经过几个月的行动学习以及海外访谈，通过对关联交易更加深入的思考，我认为造成大家对关联交易有所顾虑，主要是出于以下考虑。

首先，应当承认到，关联交易可以为集团带来巨大的收益。它可以利用集团优势，充分整合各种资源，降低交易成本，实现集团价值的最大化。以利润中心的融资为例，假定成本为7%，若与其他银行信托机构合作，则成本就为7%；但倘若与华润信托或华润银行合作，银行或信托所获的利润，假定为2%，从集团的角度考虑，可以减抵集团成本。而且，由自己的信托和银行来做，可以解决信息不对称和互信问题，大幅提高项目运作效率，实现产融结合的真正价值。但是，这里却有一个问题：2%的利润分给了集团，而真正进行关联交易的主体——利润中心并没有分享到实际好处。

并且，较之其他企业，华润的情况更为特殊：下属企业中不仅有多家香港上市公司，还有不少内地上市公司，而两地金融监管体系并不相同，内地金融板块的监管非常严格。因此，华润在推广关联交易上影响面更广、更复杂。

另外，集团下面有银行、信托等各种金融机构，在产融结合中涉及的交易模式多种多样，每种交易模式涉及的关联事项都有不同的法律条文，有的属于禁止性的，如信托对外发行集合产品募集的资金不能用于关联企业；有的属于限制性的，如利润中心在华润银行的存款不能超过规定限额；有的属于程序履行性的，需董事会、股东会或独立财务顾问的批准，等等。这些针对具体交易模式的关联交易规定又有香港和内地的区分，且存在变动性。很多时候，由于涉及面太广，律师无法及时介入。与GE的产融协同相比，华润的情况要复杂得多。GE是整体上市公司，其关联交易主要存在于其上市公司内部，不涉及不同上市公司之间的关联问题，且不存在利益输送问题；而华润有多个上市公司，分散在香港和内地，其关联交易不仅涉及上市公司之间的利益输送问题，而且可能涉及上市公司与非上市公司之间的利益输送问题。这些都加重了关联交易履行的难度。

所以，对于关联交易的主要推动者——利润中心而言，关联交易并未给其带来实际的利益，却增加了繁琐的程序。因此，他们推动关联交易的积极性并不高。

故而，调动利润中心的积极性是推动关联交易的关键。其中，简化关联交易的程序是首先要做的。至少不能让利润中心觉得，与内部企业合作比与外部企业合作更复杂、更困难。否则，不可避免地，利润中心将寻求市场解决资源的优化配置。

简化关联交易的程序，可以寻求编制指导关联交易手册的途径，使得关联交易有章可循。具体可以产融结合中的各种业务类型为基础，设计各种关注事项（如额度及计算标准、履行程序等），把监管法规融合进去，形成一个完整清晰的体系框架，使得每个人在承做产融项目时，当谈及某一交易模式（如进行银行理财或信托股权融资）时，能从手册中找到这一交易类型的操作规定与方案，比如该交易对香港或内地的上市公司而言，额度为多少、计算额度的标准是什么（如以市值还是净资产的比例计算）、需要履行什么程序（董事会还是股东会批准）等等。

在编制指导手册的过程中，需要依靠系统化思维进行指导，科学完整地做好基础业务模式的分类梳理。建议组建编写团队，以银行和信托的业务骨干为基础，辅以香港和内地的专业律师，在完成之后，作为利润中心相关人员的日常业务指导，并可根据监管法规的变化不断更新。这一措施相信将对整个集团协同战略的推进有重大帮助。

产融结合中关联交易的解决非一日之功，通过编制手册简化程序的办法能否奏效，还需要实践的检验。如何让利润中心也在关联交易中获利，从而更加积极地推进关联交易，达到利润中心和集团的双赢，更需要用心思考、不断探索。但正如宋董所说：从一个个具体项目做起，从一个个具体问题的解决做起。只要我们看清了方向，找准了问题，脚踏实地，就一定能把产融工作做得越来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