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道里的财富哲学
中国古代是传统的农业社会，有着根深蒂固的“重农轻商”传统。在古代，士、农、工、商，不仅是不同职业的划分，也是社会等级的划分，追求利润、追求财富的工商业便处于社会的最底层。
尽管如此，商人们也始终恪守着“以义保利”、“合义为利”的商业伦理与原则。随着商业的繁荣，商帮群体出现，最终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大规模商业活动发展的高峰期。从明初期至今，600年间无数商帮和豪富涌现，书写着他们的商业和财富传奇。
商帮的崛起
受“商者逐利“重义轻利”思维的影响，中国古代商人的社会地位低下。国家没有制定明确的法律条文，保护商业从业人员的权益，因而商人只能利用乡亲、宗族的关系，互相支持，和衷共济。由此，带着地域性质的商帮应运而生。
在明朝初期，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一支商帮群体——陕商。高峰时期，有多达20万陕西商人，从单一的务农谋生，转化为商人济世，而那时整个陕西的人口不过200万左右。
陕商因“食盐开中”政策走上经商之路，数十年之后，晋商和徽商开始崭露头角。谢肇淛《五杂俎》卷四称：“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安徽)，江北则推山右（山西）” 徽商与晋商，历代相承，因乡土僻狭而出走经商，因控制盐业而兴旺发达，并发展为明清时期人数最多、实力最强的两个商帮。
向左走向右走：晋商重义、徽商敬儒
晋商
晋商的经商之道：一是守信，二是尚义，三才是取利。他们大多尊奉乡人关公，只要有晋商票号或者商铺的地方，都会有关公供台。关公是忠义的化身，也代表了晋商所秉持的为商理念，用“诚信仁义”来规范他们的行为和经商活动。
虽然商人的经商行为只是简单的低买高卖，但实质上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坦荡真诚、忠诚信义的精神追求。早期的晋商就是将关公“义在利先”作为为人处事、商业往来的商道智慧。明清时期，晋商生意做到哪里，关庙、会馆就建到哪里，并以关庙为中心，设供戏楼、聚集拜祝。
徽商
与晋商不同的是，徽商始终离不开崇儒重儒的文化。此种“贾而好儒”的特色，对于徽商群体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贾”与“儒”密切结合，让徽商有了区别于其他商帮的独特气质。从当时的记录来看，一些商人“贾服儒行”，在儒家思想的潜移默化下，自觉地以儒家伦理、道德规范指导自己的商业行为。
晋商的经营之道
晋商是明清时国内最大的商帮，在商界活跃了500多年，足迹不仅遍及国内各地，还出现在欧洲、日本、东南亚和阿拉伯国家，完全可以媲美世界著名的威尼斯商帮和犹太商帮。
山西商人曾稳稳地把自己放在全国民间钱财流通主宰的地位上，山西票号俨然成为清政府的第二“财政部”。山西票号注重信息的捕捉与反馈，并视之为成功的关键。
晋商是以地缘关系为基础，整体上放弃了在宗族内部选拔经商人才，遵循避亲举乡原则选择同乡出任经理和伙计，利用正式的号规约束、用接近现代意义的奖金和股俸制度激励商帮成员。
在商业运转过程中，晋商逐步探索出完善的掌柜制度，合理公正地界定东家与掌柜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分红与责任，并利用行会之权威，培育从业者的诚信荣誉感，可谓最富中国特色的“委托——代理”制度。
首先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实行经理负责制；其次是人身顶股制。这也是山西票号首创的激励机制，把员工的利益与票号的利益紧紧联系在一起，有利于协调劳资关系、调动劳动者积极性。第三是管理监督机制。晋商一方面发明了联号制即大号管小号的层级管理方式以加强自我约束，同时还创造了钦差制。这些管理制度有效地促进了晋商的迅速发展。
晋商的金融创新
从道光初年中国第一个票号“日昇昌”诞生到中国最后一个票号“大德通”于民国29年改组为银号，漫漫票路“汇通天下”的117年，晋商执全国金融汇兑业之“牛耳”。当时，平遥城中心的一条长200余米、宽5.1米的大街上，林立着十多家名声显赫的票号，成了当时帝国的金融心脏，堪比如今的“华尔街”。
票号的诞生
晋商在走西口后，经营包头以东的生意，与满清贵族建立良好关系。清朝建立后，晋商成为朝廷御用商人，获得与俄罗斯边境的茶叶贸易垄断特权，在扬州与北方边境建立供应链网络。交易使用白银货币，但是白银运输不便，于是，晋商就发明了票号这种金融创新工具。
票号的营业内容和范围，主要是经营汇兑和存放款业务。票号的存款以官款为大宗，但放款只借给钱庄、官吏及殷实商号。票号的诞生，解决了运送现银的困难，加速了资金周转，促进了商业繁荣。同时，票号商人还与政府合作，代清政府筹措汇解京饷、军饷，筹还外债，收存中央及各省官款，起过代理国库和省库作用。
由于商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结合，晋商成为当时国内商业和金融界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
第一家票号-日昇昌
日昇昌票号创建于1824年，前身为“西裕成”颜料庄，由平遥西达蒲村李大全投资白银30万两和细窑村掌柜雷履泰共同创立。鼎盛时期的日昇昌，分号遍布全国35个大中城市，业务远至欧美、东南亚等国，以“汇通天下”而著名。高峰期，其年汇兑总额高达3800万两白银，可谓“日利千金”。
日昇昌票号占地1400平方米，拥有建筑21座。按使用性质分为营业用房、客房和辅助用房，功能分区明确，正院纵长，分前院和后院两部分。前院集中设置柜房、信房、帐房等营业用房，后院设置客厅和客房。前后两院由过厅分隔，既相互独立又彼此连通的空间。
日昇昌的建筑设计极为严密。所有外墙只有临西大街的铺面为宽厚的木板门，其余均为高大厚实的砖石墙体，外观封闭，大院深深。次门直通南跨院，供票号货运，马车可驶院内。南跨院为封闭式的狭长通道，两侧墙高10.2米，无窗，既可防火，又可防盗。
室内用整块木板精心雕镌的通雕饰制成屏门，藉以分隔空间。由于汇兑业务时收银和放银的需要，在日昇昌票号的营业柜房内全都专门修砌了地下金库，以备不测。
徽商:贾而好儒
徽商与晋商齐名，作为中国商界的一支劲旅，徽商曾活跃于大江南北、黄河两岸，以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和葡萄牙，“无徽不成商”叫遍天下。
徽州人都是经商能手，他们善于分析和判断经济形势，在买贱卖贵的不等价交换中牟取厚利，大规模的长途商品贩运是徽商致富的一个重要途径。徽商是以血缘和宗族关系为基础，强调在宗族子弟中选拔经理和伙计，依赖隐含契约、族规家法治理商帮内部的代理关系。
徽商与其他商帮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儒”字。徽州是南宋大儒朱熹的故乡，被誉为儒风独茂，因此徽商大多表现贾而好儒的特点，他们的商业道德观带有浓厚的儒家味。
百年商宅的财富传承
为积累财富商帮不约而同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盖房置地。于是，商人的宅院遍布中国，尤其是在山西、安徽等商帮聚集地，精美的商宅建筑耸立在各处，向世人炫耀着商人们和财富相关的智慧。
从建筑形式上来看，晋商宅院是一姓一家，只显本家，比如山西乔家大院、王家大院等，从此处也可体现晋商“家”的文化意识。最初，晋商走上经商道路时，家庭无法为其提供足够的资本金，晋商们只能依靠姻亲以外的经济力量。因此，山西商人具有极强的家庭意识，家庭成员实现温饱和生活富裕，就是晋商最直接的人生目标。“家”的概念也直接影响了晋商的经营理念，晋商集各方散财于一起，用于经商，这恐怕是最早的股份制了。
徽商的“族”之概念，也在商宅建造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如果我们去到宏村，就可看到商宅并非一宅一院，而是聚族而居，连片成群，各商宅错落有致。风水最好之处，往往是规模宏伟的宗祠建筑，周围则是众多商宅环绕。
一代晋商奇才-乔致庸
乔致庸是中国清朝末期山西晋商的代表人物。他出生于一个商业世家，14岁父母因病双双离世，他与大哥乔致广相依为命。乔致庸从小聪明伶俐，并且特别喜欢读书，乔家大哥希望乔致庸能够给祖宗增光添彩走上仕途。但往往天不遂人愿，受到当时南方太平军和北方捻军的起义，乔家生意中断，并且大哥一病不起，乔致庸被逼无奈只好放弃自己规划好的前程，走上了经商之路。
在乔致庸秉持诚信与“以德经商”正确理念指导下，乔家的生意逐渐恢复了生机，经营规模不断扩大，生意一天比一天兴隆，到清末乔家的资产据清朝户部估算达千万两银子。在那样一个兵荒马乱的年代，乔家的商业贸易活动能遍布全国各地，在各地拥有“票号”、钱庄、当铺、粮店、茶庄达235处。如今坐落于山西祁县乔家堡村的乔家大院，见证了晋商的辉煌。
清末“中国首富”徽商代表-胡雪岩
胡雪岩幼年家贫，他便以帮人放牛为生。但胡雪岩贫不夭志，少年时即表现出诚信不贪的品德。小时候有一次给东家放牛，在路上拾得一个包袱，打开一看，里面尽是白花花的银子。他把牛拴在路边吃草，将包袱藏起来，然后坐在路边等待失主。几个时辰后，失主才慌慌张张地找了来，胡雪岩问清情况后，从路边草丛中将包袱取出交还给失主。这位失主原是杭州的大客商。不久，这位大客商又来到绩溪，便把胡雪岩带到杭州学生意去了。
胡雪岩勤奋好学，胆大心细，在短短的时间内便一跃成为了阜康钱庄的老板。咸丰十一年（1861年），太平军攻打杭州时，胡雪岩从上海、宁波购运军火、粮食接济清军，获得左宗棠的信赖，被委任为总管，主持浙江全省的钱粮、军饷，使阜康钱庄大获其利，也由此走上官商之路。
1864年也就是同治三年，清军已经攻下浙江，获得的战利品数不胜数，大小官员都将自己所掠夺来的财物存放在胡雪岩的钱庄里。而胡雪岩也把握住了这次机会，他利用这些财物作为自己的资本，积极从事贸易活动，还在各个市镇设立自己的商号，自己的家产已经超过了千万。
在左宗棠任职期间，胡雪岩管理赈抚局事务。他设立粥厂、善堂、义垫，修复名寺古刹，收殓了数十万具暴骸；恢复了因战乱而一度终止的牛车，方便了百姓；向官绅大户劝捐，以解决战后财政危机等事务，胡雪岩因此名声大振。
同时，胡雪岩也兼营药材、丝茶等生意，开办了至今仍在营业的胡庆余堂中药店，操纵江浙商业，资金最高达二千万两以上，成为当时的“中国首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