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默涵 华润金融办公室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党曾在金融经济战场上打了好几次漂亮仗，虽无硝烟战火，却也惊心动魄，尤其是抗战期间发起的反抗侵略和剥削的金融战，其间展现了“土八路”的金融智慧，让人不禁拍案叫绝。
抗日战争时期的货币金融战
日本在发动侵华战争前，就重点从三方面筹划了全面的对华金融战：
一是货币战。货币战又分为两个阶段，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初，日本尚无法在占领区发行新货币取代法币地位，日本于是开始大量吸收法币，把本国和日占区的物资输入国统区，再通过吸收的法币大量换取国民政府的外汇存底；随着日占区面积逐步增大，日本开始将吸纳的大量法币投放到国统区，以此套取国统区的重要物资，并引发国统区的通货膨胀。到了1939年，国民政府解除法币与美元挂钩，日本开始发行“伪币”，排斥法币在日占区的流通，并向国统区大量倾注法币。国统区为了获取日占区的物资只能以金银换之，这就更加动摇了法币的根本，也增加了法币的通胀。
二是物资战。在日占区和国统区的物资战实际上是武装对峙下的物资走私战。国民政府已经意识到日本通过法币回流在大量套取国统区的物资，同时也下了禁令，但是“商人”却是逐利而行。国民党内部的腐败腐朽，让很多人忘记了家国大义和人民利益，参与走私的所谓“商人”大部分是国民政府的党政机要、军队长官和官僚资本家，这也让国民党的应对举措四面跑风漏气，有禁而不止。
三是伪钞战。在抗战时期的金融战中，伪钞战是日军最为卑劣的一种手段。1938年开始，日军向国统区和敌后根据地投放大量伪钞。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攻占香港后截获了国民政府的造币设施及中国四大银行的钞票票版，印刷了大量的真版伪钞，据统计从1939年至1945年，日本共印制伪钞约45亿元，全部投放在了国统区和革命根据地。而根据地因为制钞技术简陋，货币更容易被日伪仿制，根据地的假钞直到抗战胜利才得以杜绝。日军通过大量发行的伪钞，套取了大量的国统区物资，也严重扰乱了国统区及敌后根据地的经济秩序。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不仅在正面战场节节败退，在金融战中也因内部腐败、策略失当等种种原因导致全面失败，以至于日本通过货币战、物资战、伪钞战等金融战策略基本实现了“以战养战”的目的。于国民政府在金融战争中全面失守不同，我党在根据地创新性地开展了一系列金融斗争。1938年10月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就提出“要有计划地与敌人发行伪币破坏法币的政策做斗争，允许被割断的区域设立地方银行，发行地方货币”。然而根据地发行的“边币”因普遍与法币挂钩，在日本侵略者与国民政府的双重围剿下也都遭受了沉重的打击，各个根据地更是通货膨胀严重，物价飞涨。但由于各个根据地在重重包围之中相对独立，让一些根据地开展局部金融战并获得胜利成为了可能。
晋察冀边区驱逐伪币
在聂荣臻领导的晋察冀边区，为了应对日本的金融战和法币的节节败退，巩固边币的信用和地位，边区政府很快就摆脱了单纯与法币挂钩的策略，提出了要以硬通货和工农产品作为“边币”的币值保障，边区银行保持75%的准备金和30%的保证金，以此确保边币与工农产品之间的合理比价。在禁止法币及伪币在边区流通的同时，边区政府保持了边币与“法币”“伪币”的官方兑换渠道，巧妙设计了“梯度贬值”的金融工具，根据边区中心与敌战区的距离远近，采取不同的兑换比值，这种做法让根据地中央地区形成了高山，通过市场的手段，让“法币”“伪币”如水一样流回敌占区。这一系列的政策，使得晋察冀边区的边币坚挺，与“法币”“伪币”的日日贬值形成了鲜明对比，即赢得了民心也巩固了晋察冀边区的经济基础。
山东抗日根据地发行信用货币
山东抗日根据地作为连接华北、华中，控制南北交通津浦路和近海运输的战略要地，无论在抗战时期还是国共内战时期，地位都非常关键。山东根据地自1942年开始在薛暮桥等老一辈革命者的带领下，以稳定物价为核心目标，不仅打赢了一场精彩的金融战，巩固了根据地基础，也开创了我党的红色货币金融理论。
随着国民政府法币体系的崩溃，1938年至1942年4年间，山东抗日根据地物价同比上涨了85倍，根据地物资流失，民众也因为法币贬值被盘剥殆尽。皖南事变后，国民党也加强了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在这场面对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双重围剿的金融战中，为了巩固根据地的基础，1942年根据地财委发布了《关于法币问题的指示》，宣布北海币为本位货币。自1942年至1944年间先后三次开展“排法斗争”，并最终成功驱逐法币。这场耗时日久的货币金融战激烈程度丝毫不亚于军事战场，最后成功“排法”，也遏制了敌人通过货币对根据地物资的掠夺，尤其是在革命后期，不仅挽回了巨额经济损失，套购了大量的物资，还确保了根据地的物价平稳，保护了广大民众的利益，巩固了根据地的经济基础。
总结山东货币金融的斗争经验，其核心是建立了独立自主的本位币市场，这一经验也奠定了我党“红色货币学”的基础。北海币作为本位币的发行基础是什么？又凭借什么与法币彻底脱钩，并形成了一套独立自主的发行、兑换、贸易体系呢？这就要从薛暮桥的理论创新谈起。
薛暮桥是在远赴延安途经山东时，被时任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希留在了山东，原计划是停留3个月，帮助山东解决当时已经相当严重的货币金融危机，然而薛暮桥一留就是4年。通过对根据地的深入调研和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说的理论创新，薛暮桥提出了打赢这场货币金融战的理论基础：货币是商品的一般等价物，除了金银等硬通货外，货币也可以选择其他商品挂钩，只要根据地控制货币发行，并拥有足够的物资做保障，那么就可以调控货币，并在通胀时回流货币平抑物价；在通缩时，增发货币，保持市场平衡。而与货币挂钩的“其他商品”一定要具有金银的稀缺性和山东根据地的属地优势两项特性。
山东自古就有“以盐制霸天下”的优势，于是海盐便成了山东当仁不让的硬通货。薛暮桥便是利用了山东海盐的强势地位和根据地政府的强信用巩固了“北海币”的地位，并最终成功驱逐了法币。
这一货币逻辑在现在看来通俗易懂，但在当时确是一个伟大的创举，这相当于打破了世界货币的发行通则——纸币必须以金银等硬通货为发行依据。以政府信用作为纸币信用保证，以特殊商品作为货币的对价依据，第一次在革命根据地得以应用实践，而美元直到30年后的1970年才放弃了金本位的做法。
这一理论创新的依据是什么？除了前面我们谈到的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深刻领悟与创新，还有赖于我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在根据地老百姓心里，老百姓并不关心根据地货币能够比价多少金银，而是关心它的流通合法性和它能够换回多少粮食、布匹等生活物资。从根据地金融战斗争经验中萌发的红色金融学、红色货币学说，也沿袭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特点，秉承了金融为民的初心和使命。
以上这几个故事只是浩如烟海的“红色金融史”中的一小部分，我们看到了一幅英雄群像，也看到了一个个细微鲜活的个体。一个念头在我脑海中亮起，就像一个纤细的线头，拽出一个让我震撼的真相：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莫过于“想要活下去”，当老百姓以“活下去”为目标凝聚在一起去抗争时，这种力量足以撼天动地。抗战时期，一个国家、民族“想要活下去”的力量和每个受剥削压迫的个体“想要活下去”的力量凝聚在一起，正是靠着凝聚和带领这股力量，共产党人让日月换了新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