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之光的香港使命(下)

文/刘统 著名党史、军史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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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大校,现为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著有《火种:寻找中国复兴之路》《战上海》《决战:华东解放战争1945-1949》《大审判——国民政府处置日本战犯实录》《北上——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纪实》《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等专著。其中,《火种》列入中宣部2020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获2020年度“中国好书”、入选2021年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 

北上


钱之光赴香港的另一个使命,是配合中共中央香港局组织、护送民主人士北上。


护送民主人士北上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不可能由钱之光和华润公司单独完成。共产党是一个严密高效的组织。这件事自始至终是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的直接指挥下,由中共驻香港地下组织协作实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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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商报》登载毛泽东电复李济深等民主 人士的报道

统一战线是中共革命斗争三大法宝之一。毛泽东在解放战争中确立了“打倒蒋介石,建立与民主党派合作的新中国”的战略决策。当时领导华南工作的机关是中共中央香港分局,1947年5月成立,方方任书记,尹林平任副书记,1947年11月蒋介石宣布中国民主同盟非法,民主人士纷纷转移到香港避难。周恩来决定将中共华南的领导机关和海外情报、统战中心转移到香港,香港分局改由中共上海局领导,把上海局多年从事情报和统战工作的潘汉年、章汉夫、夏衍、连贯等派往香港,做民主人士以及文化界人士的统战工作。这些干部与李济深、沈钧儒、何香凝、朱学范、蔡廷锴、郭沫若、马叙伦等民主党派领导人及数百位民主人士建立了联系,向他们转达中共中央政治协商的精神,并征求他们的意见。

 

当时,这些民主人士的情况是很复杂的,各种立场、想法都有,关于政治协商的看法还远未统一。这个阶段,中共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也有微妙的地方。关于新政协由何方召开的问题,有人主张由中共召开,有人主张由各党派委托中共召开,也有人主张各党派联合召开。七嘴八舌,各有打算,有人犹豫,有人观望,有人韬晦,有人待价而沽。

 

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必须发挥主导作用。1948年8月1日,毛泽东复电香港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诸先生,并转香港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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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 年 8 月 1日,毛泽东复电手稿

“五月五日电示,因交通阻隔,今始奉悉。诸先生赞同敝党五月一日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一项主张,并热心促其实现,极为钦佩。现在革命形势日益开展,一切民主力量亟宜加强团结,共同奋斗,以期早日消灭中国反动势力,制止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建立独立、自由、富强和统一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为此目的,实有召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们共同协商的必要。关于召集此项会议的时机、地点、何人召集、参加会议者的范围以及会议应讨论的问题等项,希望诸先生及全国各界民主人士共同研讨,并以卓见见示,曷胜感荷。谨电奉复,即祈谅察。”


毛泽东的复电为新政协的召开奠定了基调,民主人士纷纷表示愿意北上,参加新政协。这样,中共中央立即部署转运香港民主人士的行动。

 

周恩来精心策划把旅居香港的民主人士安全运送到解放区,同时也要设法将分散在上海、北平、天津等地的民主人士转移到解放区来。中共中央制定了周密详细的计划,由中共香港分局牵头,潘汉年抓总,夏衍、连贯负责联络民主党派头面人物,许涤新负责筹措经费,饶彰风负责接送的具体工作。秘密租用苏联货轮,将民主人士从海路直接运往大连、烟台等港口,进入解放区。

 

1948年8月2日,钱之光从朝鲜登轮赴港之前,周恩来派钱之光以解放区救济总署特派员名义前往香港,会同方方、章汉夫、潘汉年、连贯、夏衍(五人都是中共中央香港分局的成员)等协商,接送在港民主人士北上参加新政协。

 

在钱之光等人启程后,周恩来8月9日致电中共香港分局:“为邀请与欢迎港、沪及南洋民主人士及文化界朋友来解放区,并为他们筹划安全的道路,望指定汉年、夏衍、连贯负责计划,并协商一个名单电告。”

 

钱之光到香港后,立即与潘汉年、方方等人开会,大家一致认为,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很多,需要分期分批行动。每一批安排哪些人走,什么时候开船,必须根据民主人士本人的准备情况、货轮的船期、香港的政治气候以及联系工作的情况来决定。

 

大家认为,为了与中央和大连保持畅通联系,必须建立专门电台,以便随时向中央和周恩来汇报,并通知大连方面。几天后,电台建起来了,并与西柏坡和大连取得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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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6月,萨空了、沈钧儒、章伯钧(左起)在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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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批北上民主人士登陆后合影。左起:翦伯赞、马叙伦、宦乡、郭沫若、陈其尤、许广平、冯裕芳、侯外庐、许宝驹、沈志远、连贯、曹孟君、丘哲 

从香港分局与中央往来的电报可以看到:香港发报台就是隐藏在华润的刘恕台,电报发给周恩来、任弼时和中央调查部负责人罗青长,电报由周恩来和中办主任杨尚昆圈阅,交毛泽东的秘书师哲经办。这些绝密电报来来往往,直到转运民主人士的行动结束,没出任何纰漏。


为了尽快安排首批民主人士北上解放区,华润公司和香港分局的方方、潘汉年开始就如何秘密联系民主人士,如何避开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如何应付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如何租船、船上装什么货,以及勘察地形、设计出海线路等进行了周密的筹划和紧张的准备工作,此外还特别规定,每次运送民主人士,必须有香港分局的负责人陪同,以确保安全。

 

1948年9月,运送民主人士的计划开始实施。13日上午,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一行,在章汉夫陪同下,乘坐钱之光租借的苏联货轮“波尔塔瓦号”北上,船上还满载了联和行采购的解放区急需物资。该船穿越台湾海峡后,因上海和东南沿海尚未解放,需要绕开美蒋舰队游弋的黄海,从东海驶入日本海,9月27日上午抵达朝鲜罗津港,李富春专程前往迎接,钱之光日夜守候电台,直到登陆的消息传来才放心。沈钧儒一行乘火车离开朝鲜,从吉林图们绕道牡丹江,再折向西北,9月29日到达哈尔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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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 年 6月,李济深在香港、李济深等民主人士下榻的大和旅馆(今大连宾馆) 

1948年11月,第二批民主人士起运,此时辽沈战役结束,东北全境解放,香港可以直航大连。原来租借的苏联货轮“阿尔丹号”在进入香港时撞坏,入船坞修理,华润公司改为租借悬挂挪威旗的“华中号”。11月23日夜,马叙伦、郭沫若、陈其尤、侯外庐、翦伯赞、许广平、宦乡、韩练成一行在连贯陪同下,乘“华中号”秘密离港,原定在大连港登陆,管辖大连的苏军不准外国货船进港,“华中号”继续向北航行,于12月3日在安东大东沟附近大王家岛登陆。翦伯赞、宦乡、韩练成和连贯转道大连、山东前往华北解放区,其余人士乘汽车前往沈阳。

 

此后一段时间,华润公司租用的货轮不断往返东北解放区和香港之间,也没有发生过意外,证明这条线路安全性良好,鉴于此,中共香港分局决定安排李济深北上。

 

李济深是中共中央邀请的重要民主人士,周恩来格外关注,不断发出指示,香港分局和五人小组也非常重视,做了周密布置。1948年12月26日夜,潘汉年导演李济深赴宴的假象,从后门直接上车去港口,钱之光乘坐小汽艇将李济深和几位重要民主人士一一护送上货轮。在周密的安排下,李济深与朱蕴山、沈雁冰、梅龚彬、邓初民、章乃器、洪深、施复亮、孙起孟等秘密登上苏联货轮“阿尔丹号”。第二天一早出发,经12天的航行,顺利穿越台湾海峡、江浙外海,于1949年1月7日抵达大连海域。考虑到国民党特务可能混入码头行刺李济深,周恩来指示“阿尔丹号”在旅顺军港靠岸,东北局负责人李富春、张闻天等到码头迎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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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香港驶向东北解放区的“华中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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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2月,民主人士在沈阳站合影(周海婴摄)

进入1949年,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长江以北全部解放,接运民主人士安全性更有保障,可以在烟台、天津登陆。香港分局加大力度,分别租用“华中号”、“宝通号”等客货轮,将一批批民主人士和向往解放区的进步青年运送北上。1949年3月21日,悬挂挪威国旗的“宝通号”一次搭载250多位乘客从香港直达天津,时间只用了六天。

 

大连到香港航线打通,双方往来货物和人员增多,为了节省运输成本,安全地将民主人士送到解放区,华润用30万美元购买一艘3000吨英国货轮,命名“东方号”,挂巴拿马国旗,并成立了“华夏轮船公司”,这家公司后来成为新中国航运事业的摇篮。


完成了转运香港民主人士的使命后,1949年4月28日,中共香港分局负责人潘汉年、夏衍和许涤新奉命北上。他们乘坐华润公司的“东方号”轮船,于5月4日抵达天津,随后前往北平。潘汉年等离开香港后,安排和组织民主人士北上的任务交由华润公司、香港分局下属的亚洲贸易公司、华商报等共同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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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会场

从1948年9月至1949年9月,在中共香港分局领导下,先后把北上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多数民主党派代表和爱国人士350名,分批平安地送到东北和华北解放区,保证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顺利召开。这个任务的完成,得益于上海和广东地下党、华润公司以及华商报、驻大连的中华贸易总公司等有关方面通力合作、互相配合、严格保密,最终圆满完成了中央交办的伟大的历史使命。

 

1949年夏天,钱之光完成了“香港使命”,调回北京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他以自己的忠诚、机智、廉洁获得党中央的高度信任和赞赏。任弼时说:“把金条交给钱之光,我们是放心的。”建国后钱之光又担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部长长达32年,为中国纺织和石化工业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钱之光走后,华润公司由杨琳主持。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港英当局追随美国政府,对中国大陆实行全面禁运,华润公司承担了秘密进口国家急需物资的任务。杨琳在广州建立了兴隆行,发展成秘密运输公司,由华润在香港采购,兴隆行组织承运,把采购的抗美援朝物资秘密从香港运往澳门,再由澳门的南光公司通过拱北运往内地。华润公司开辟的这条水上通道在朝鲜战争期间一直畅通,为国家解决了燃眉之急。

 

建国以后中共成了执政党,统领全国的经济工作,还要不要搞自己的党产?据杨尚昆说,1949年1月初的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了这个问题,毛主席明确作了结论:“党产的问题,以不搞为好,有饭大家吃”。这样就不再经营党产了。

 

中央决定党不搞贸易和商业活动的方针既定,经营多年的党产完成了历史任务,并作如下处理:邓洁在北平经营的一批商店,包括六部口一带中直机关的商店,东郊的木材厂,全部移交给北平市。至于香港的华润公司和五丰商行等,因为当时香港还是英国人控制的地区,只能交给香港工委管理。经过这样处理,党产中凡是同商贸有关的部分都脱了钩。就这样,1952年春天,华润公司正式移交外贸部管辖,从“党产”变为了“国产”,开启了国有企业的全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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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位元帅说:看一个部队能不能打仗,作风硬不硬,关键是第一任首长打的基础好不好。王牌军之所以出名,就因为第一任首长是著名的战将。饮水思源,我们不会忘记钱之光、杨琳的开创和奠基。他们政治上忠诚可靠,不惧艰险,出生入死地完成党交办的情报和联络任务;拿着党给的金条,从事商业经营,千方百计地赚钱,盈利都是属于党的。只要党组织需要,所得都交给党组织开销,毫无私有观念,多年孤身在外,没有组织监督,全靠个人的党性和廉洁,这就是华润创始人留下的传统和作风。岁月沧桑,山河巨变,经过八十多年发展,华润已经成为资本雄厚、多种经营、国际知名的大型央企集团,而一代又一代的华润人也将铭记自己的光荣历史,为中华民族的强大和复兴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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