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邓俊婷 华润怡宝华南区域工厂管理部
是时候说说我母亲的故事了。
2022年的重阳节，恰逢国庆黄金周，因疫情我留在南宁过节，没有回北海。
当天，我给母亲打电话：“蔡同志，祝你重阳节快乐！”电话那头声音嘈杂，母亲沙哑而又兴奋地答道：“哦，也祝我的靓女节日快乐，我们这些老民兵姐妹在冠头岭这边搞活动，就是我们当年巡逻的山头附近，大家在这里唱歌跳舞，高兴哦!”“那你今天不用值班吗？”我又问。“我提前调班啦，要不哪里能来哦。”“那你玩吧，注意安全，我这边都好。”“好的好的，拜拜。”母亲急不可待地挂了我的电话。嗯，是的，这就是我芳龄65岁的母亲，一个退了休还要天天去海边值守的居委会老主任，一个二十年的“人大代表”，一个活跃在社区的志愿者，一个一直“在役”的老民兵。
母亲名叫蔡秀兰，1957年8月生于广西北海地角，一个不起眼的小渔村。她高高瘦瘦的，年轻时总绑着两条大麻花辫。母亲家里有兄弟姐妹七个，她排行第四，人称“四妹”。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地角渔村的人们主要以海为生，男人出海打鱼，妇女在家补网织网、晾晒加工、操持生计。1962年，毛主席提出了“民兵工作三落实，即组织落实、政治落实、军事落实”。所以当地政府党委、武装部在1963年10月20日正式组建北海市地角女民兵连，最初有80多名渔家姑娘加入。母亲的大姐、三姐都先后加入了女民兵连，母亲也在1975年报名加入，后来成了女民兵连二排的排长。于是我和妹妹小时候众多的睡前故事，就是听妈妈讲她过去的事。母亲说，女民兵能上山武装巡逻、能在家织网挑水、能打靶拼刺杀、能挑石建港口。她们经常巡逻的一个点，是冠头领的一处高地，半大的姑娘，晚上拿着火把在山上巡逻。有些胆小一点的女孩子，也是不敢夜里上山的。“那你是不是胆小的那个？”有时我也会开开玩笑逗母亲。母亲总说，肯定不是。“那你们巡逻发现什么没有？”“通常没有，但是山上蜈蚣多、蚂蟥多、蛇多,所以巡逻的时候要跟紧大家一点。一不小心，就会被虫咬，蚂蝗咬人最疼了！”“那你会打枪吗？”“会啊，我还会拼刺枪呢！”她一边说着，一边用手比划刺枪的动作来逗我和妹妹，两姐妹总会被妈妈逗得咔咔笑。
在教育我们两姐妹时，她也会说：“你们知道地角的那个港口吗？那是我们女民兵和地角群众一起建的，那些大石头，几十斤至甚上百斤，我们用肩挑、用手扛，水泡都不知起了几轮，就这样忍着继续干活，用自己的汗水、泪水建好的地角的港口，你看现在地角的渔船都是赶紧在台风前赶回来，回港了，就安全了。你们不要觉得读书辛苦，写字辛苦，砍柴挑石样样辛苦。解放军保家卫国，不怕流血、不怕牺牲，要像他们一样勇敢坚强。”现身说法，总是非常有效。
亲子时光是很短暂的，很多时候，我和妹妹是自己照顾自己，因为母亲那时已经在居委会工作了，事多。但用她的话说，群众找她调解，那是信得过她。
1982年，出了女民兵队后，母亲被安排到了居委会，做一名计生专干，同年，嫁给了在边防派出所当警员的父亲。父亲是涠洲岛人，并不是本地人，不是家中有船的万元户，但父亲的踏实能干、共同的守防话题让两个人走到一起。我出生不久后，父亲便调回涠洲岛派出所，成了一名“驻岛片儿警”。涠洲岛距离北海市24海里，约45公里，现在已然是一个1小时内可达的“网红”旅游打卡圣地。但在80年代，岛上尚未开发，回去一趟得用大半天，所以父亲回来的次数不多。母亲便一边带着娃，一边开展八九十年代大家听到都发愁的计生工作。
做居委会的工作难，做居委会的计生工作更是难上加难。母亲很少在我们面前谈及她的工作如何难开展，记忆中，她总是匆匆，匆匆下班、匆匆做饭、匆匆吃饭，又常被匆匆叫走去调解。只是听她说，我小时候难带，外婆和阿姨们都必须穿着母亲的白衬衣背我，才不哭闹。后来，在一段电视台的采访中，才听她提到，干计生工作，她是拿出了在女民兵连，“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拼劲，就连自己的三姐也被她亲自罚了超生款。也因此，母亲在亲戚族群里，被数落了很久。但她总说：“做群众工作，被骂不是很正常？你把活干了就行了，迟早他们能明白的”。
1990年的夏天，母亲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宣誓的那个晚上，公社里有文艺演出，几百号人挤满了足球场大小的礼堂，演出的中段母亲他们宣誓。我和妹妹就站在台下的人群中见证了这场宣誓，与有荣焉！后来，母亲开始担任居委会主任了，甚至是当选海城区人大代表。对家里而言，没什么变化，依然是经常见不到妈妈，但却经常在邻里口中听到“那你怎么不去找四妹”“快点找四妹”。
90年代，地角还有很多棚户建筑，尤其海堤附近，成片的海产晾晒用的搭架和烘干用的棚屋，而村里则是排水系统不好，明沟暗沟比比皆是。一到大暴雨或台风天气，村外海堤棚户成片吹翻、村里脏水排不出，低洼地区的住户成天用水瓢往屋外滔水。每当这种天气，母亲是必然不在家的，她得和同事们一起，挨家挨户地提醒，或者帮忙抢险，或者帮忙转移。这在我心中已成规律，以至于后来我在其他城市遇到台风，还奇怪怎么不见社区人员上门提醒。
为了解决排水问题，母亲力主修路，在她担任海城区人大代表期间，多次提起修路提案，有些资金不到位时，又号召村民集资修路，在她当主任期间，通过各种渠道，为村里修路大大小小共38条，路灯安装了22条街，有效改善了村里风貌。
2007年10月，受母亲影响，妹妹也成为一名社区工作者，几年后，母亲退休返聘，依然回到社区，成为一名社区志愿者。几十年的社区工作，母亲对社区的大大小小事宜可谓如数家珍。她熟悉社区里每一个门牌号对应的每一户人家，熟悉每一个“五保户”“孤寡老人”，熟悉每一户困难家庭，她也渐渐成为新一代社区人的“活电脑”。
但长期的群众工作，琐碎、繁杂、又时常燥郁、上头上脑，这些让母亲的身体一直不是很好，很瘦。她在50来岁的时候患了三叉神经痛，这是一种只有开颅手术才能有效根治的神经剧痛。开颅有风险，2014年，父亲因病去世，她也怕万一，到时就只有我和妹妹两个人了，于是就光靠止痛药维持。三叉神经剧痛时，吃上一颗，缓解疼痛。这一疼，至今已有十多年。
2020年，新冠疫情来袭，此时，我已在南宁工作，北海家中只有妹妹和妈妈相互照应，而她俩，一个是社区书记、一个是社区志愿者，做流调、发传单、做社区的后勤保障，忙起来，两人一天都说不上几句话。疫情防控常态化后，母亲作为志愿者被安排到了大王宫海滩守备点执勤，工作内容是参与打击“非法海上游”、打击走私。不准相关人员从大王宫登船或上岸，并及时报备海事局、旅文局、派出所等单位。一个60多岁的老人，天天在海堤边值守，即使我偶尔回北海，也只能带着小朋友到海岸的守备点看她，一家人简单叙叙。
2022年7月，北海突发疫情，作为老兵民代表，她再次承担起志愿者的工作。每一天，我都打电话给她以确认她的情况，她总是很轻松地说：“我还是绿码啊，我是防疫工作者啦，可以走动的，吃的喝的都够，你放心”。但某天夜里的视频，却发现她是大白，正在帮社区做消杀。伴随激动和担心，只能匆忙结束通电。在北海这波疫情结束后，她依然留在了执勤点。但妈妈说，值班好，黑是黑了点，但有事做、有饭吃，还因为值班常态化，三叉神经也不痛了。我也只能选择相信吧，她在60多岁的年纪依然选择站出来做事，实为楷模！
母亲的故事背后伴随着时代的变迁，每一个不同阶段的变化都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六七十年代，她投身民兵事业，守防建港；八九十年代，改革开放，她扎根居委，默默耕耘；进入新世纪，她用她的经验与热忱，影响更多的青年人投入新时期的社区建设，把社区打造得更宜居。她的故事鲜活而又生动。但我的文字朴素得如纯净水，总是很难为大家描绘，如果您有兴趣听她聊聊，就可以去北海地角大王宫海岸边的执勤守备点，她就在那。
母亲的故事虽然讲完了，但正如她自己所认为的，这些“老故事”没有什么值得提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风采，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他们这代人，亲历了由贫穷落后走向小康致富，大家都是这么勤俭、努力，对生活充满热情。进入新时代了，我们年轻一代也应认真工作、努力生活、用心教育下一代，未来一定会更好。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党和人民奋进的必由之路》一文提到的，“回顾新时代党和人民奋进历程，我们更加坚定，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用母亲的话解读——正如她常常鼓励她的小外孙所说的：“努力，就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