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农业源头最早可追溯到一万年前。那时，黄河流域开始种植粟，长江中下游地区也已经开始了驯服野生稻的步伐。气候和环境的差异，让中国原始农业诞生之初就存在旱作和水田的南北差异。

古代世界，对植物和动物的驯化是最基础的科技，世界上早期文明往往都有自己单独驯化的农作物，中国代表性的驯化作物就是一南一北的稻和粟。而后，随着营养成分更高、口感更好的小麦、高粱等作物传入中国，并在此后时间里逐渐取代了粟成为中国核心区域的主粮，自此，铸成中国人饭桌“南米北面”的基本格局。

大河流域

随着铁制农具和牛耕的模式出现，从黄河中下游兴起的华夏先民，在越来越多的河谷地带进行开垦。从战国后期到秦汉年间，关中、巴蜀、河西地区先后成为中国的“粮仓”。依托着这些“粮仓”，咸阳、长安和成都也成为闻名遐迩的都会。

如今山西、陕西、河南三省的黄河流域，是早期最重要的农业中心。之后随着封国的扩张和技术扩散，面积广阔的四川盆地和长江中下游也成为重要经济区。“粮仓”扩容和迁徙的背后是农作物结构的升级。农作物品种的转变，空间的挪移，也带来了中国人生活方式的变迁。

长江流域

魏晋南北朝时期，伴随北方游牧民族的内迁，黄河流域的农耕文明受到极大冲击，许多农耕地区游牧化，农耕经济发展停滞甚至倒退。但南方地区，因为北方人口的大量南迁，不少地方得到较快的开发。到东晋后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布满了南迁的流民，尤以江苏一带为多。有一部分流民继续南下，进入今天的浙江、福建和广东等地。

北方人的南迁，给江南地区输送了大量的劳动力，也带来了中原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从而使自然条件优越的江南地区得到开发，经济迅速发展。

当时的江南地区，不像北方那样战乱不休，社会比较安定。在南下移民和当地民众共同努力下，大量荒地被开垦出来，耕地面积不断增加，并兴修了很多水利工程。

原本在北方不受欢迎的稻米，也因为南方随处可得的水田而得到重视，最终变成了南方最重要的主食。人口的大规模南迁，带动了中国农业重心的南移。唐朝时代，扬州和成都并有“扬一益二”之称，它们身后的江南和巴蜀，都是举足轻重的稻米粮仓。靖康之役，北宋灭亡，宋室的南迁，让中国经济重心彻底转移到南方。这也意味着，长江流域成为了中国最重要的“粮仓”。

湖广地区

然而，北方先民在南方的垦殖并非一帆风顺。粮食生产的核心要素是土地，但原有的耕地掌握在先来者的手中，为了填饱肚子，开拓荒地就成为了新移民最佳的选择。这驱动了中国农业生产方式的又一次升级。

南宋时期，长江中游江汉平原的先民们尝试在这一湖泊沼泽遍布的区域种植农作物，他们使用了一种古老而有效的技术创造了独特的耕地——垸田。“垸”就是在湖泊沼泽地带修建的挡水堤圩，农民筑造垸将湖水分隔开，再在较浅一侧将水排出，得到可以种植水稻的耕地。

在这种新技术的支撑下，明清时期围湖造田发展到了巅峰湖广、江西等地成为新的粮食生产中心，大大充实了湖广地区的粮食生产能力和人口承载力，并实现向江南、福建、广东供给粮食的任务。“湖广熟天下足”替代了“江南熟天下足”。

闯关东

随着长江中下游地区人口激增，人均耕地极其紧张，而且江南地区商业繁荣由来已久，土地用途复杂，可用于耕种的土地越来越少。并且，小块破碎土地的分割，降低了现代农用机械的效率，在晚清以后的农业变革中，长江中下游渐渐失去了长期以来“中国粮仓”的地位。

清代，中原和东北地区有了更紧密的联系，随着中国人口大爆炸时期的到来，关内的“人、地”矛盾变得更加尖锐。19世纪下半叶之后，随着清政府对保护东北“龙兴之地”禁令的逐渐放松，越来越多以破产农民为主的关内居民涌入关东。

“闯关东”移民的后代，和后来日本殖民东北留下的技术与器械，在客观上为新中国成立后对东北地区的大开垦提供了条件。

建国以后，一代代英雄儿女奔赴东北，终于让昔日的“北大荒”成为新一代粮仓“北大仓”。如今，全国粮食总产的五分之一都来自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