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金山湾区的七年生活，并没有让涂文伟教授就此决定，将余生付诸此地。2006年，他回到了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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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七年，旧金山湾区在硅谷创业浪潮的席卷下，诞生的科技创业公司令人眼花缭乱。1999年，四百多家公司上市，其中大部分与科技有关。2000年3月纳斯达克指数创下了5048.62点的最高记录，随后崩盘，一路跌至2002年9月份的1172.06点，最高记录直到十五年后，才再次被突破。当然，失败和衰退也不断为新思想和新进入者扫清了道路，一路催生出众多今天为全球所知的互联网巨头。
尽管这里满是身着T恤、脚踏单车，异想天开又野心勃勃的创业者，但这里也不像看上去的那么平等、开放和随意。硅谷的创造性破坏之下，是每一个人具体的遭遇，2000年的崩盘，让20多万个工作岗位被裁掉。苹果联合创始人沃兹尼亚克告诉大家：“所有这些初创企业所做的都是对的，他们在互联网上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没有问题。只是，我们不能那么快地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
每一次生活的改变，都不是一个简单的决定。
1999年，涂教授从香港博士毕业来到旧金山湾区，不是为了感受硅谷的沸腾、泡沫、崩盘又重新走向复苏，而是为了在斯坦福大学儿科系读博士后。由于博士后成绩优异，三年后他又被晋升为研究员继续从事他所热爱的儿科医学研究。
这一次决定离开旧金山时，他的两个小孩的年纪也已不小。香港的科研水平高，竞争却也非常激烈，那个时候一两百个人争一个教研职位。但涂教授觉得，香港的医学研究领先，在科研上能够取得更多成就，此外，以他在内地、香港、海外的从业经历，还能在跨地域的合作中起到桥梁作用。
他所考虑的是：这里能否让他的研究惠及更多的人，能否让他施展更大的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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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年初，华润集团组织了一场香港海外学人联合会与华润中层干部见面会，涂教授是海学联副会长，也参加了这次见面会。
涂教授对华润并不陌生，1996年来到香港攻读博士时，他就常去华润在香港开的商场买国货。1997年，香港回归时，他也在华润大厦上看了烟花表演，所以他对华润一直都有一种亲切感。
2018年，云南省儿科联合会邀请他去讲学，在当地听到过去的同学跟他讲，昆明儿童医院是华润的医院，更让他对华润有了新的认识。
组织这场见面会的李浩然是华润粤港澳大湾区办公室主任，也在海外学人联合会服务，自然会与涂教授聊起华润参与大湾区建设的话题。
李浩然是香港人，和涂教授一样有着在香港、内地和海外的工作学习经历，还曾在贵州省挂职副县长数年，对内地十分了解。说起大湾区的特别之处——“一国两制三区”，他认为这既是挑战，也为这一地区发展提供了最好的条件。比如建港珠澳大桥，每个地区都有建桥的标准，应该用哪个地区的标准呢？最后建桥采取了择优原则，例如香港对桥的寿命要求是120年，内地是100年，澳门没有规定，最后就采用了120年的标准。择优原则就是推动这一地区高标准发展的有利条件。这当中，由于香港汇聚了全球许多好的资源，可以让这些资源经由香港，进入大湾区。大湾区是华润市场占比最大的地区，华润更有能力有条件也有责任去推动湾区建设。
涂教授则说，在讲大湾区的时候首先要看到机会，才能克服困难，凡是阻碍研发和创新商业模式的条框都可以去想办法解决。比如DNA标本能否在大湾区范围内流通，能够自由流通合作的就要鼓励。人才是自然流动的，有人担心大湾区会把香港的人才、资金掏空。人往高处走，人才要去解决人类的问题和国家发展的问题才能发挥出作用，而不是搞地区保护主义。香港没有幅地和庞大的市场，大湾区的设立恰恰可能是香港下一步腾飞的起点。
2018年11月，在华润成立80周年香港纪念酒会上，集团傅育宁董事长发表专题演讲，解读了中央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战略规划，提出了华润集团参与大湾区建设的初步构想。2019年2月18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印发，随即，2月20日，华润集团正式公布了《华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白皮书》，以加深社会各界对中央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政策的理解，分享华润集团落实规划纲要的设想与思路。
华润定下了“引领未来美好生活方式、搭建两地融合渠道和培育高新科技产业”三项大湾区发展战略。依托华润的产业套餐和长期深耕两地的优势，让香港的优质资源在大湾区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是战略落地的重要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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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疆创始人汪滔的首位支持者是其在香港科技大学的老师李泽湘，他是大疆的早期顾问及投资者，也是海学联的成员。涂教授和李浩然不约而同都将大疆的创业成功作为一个有示范效应的案例。香港许多研发人员和机构愿意来到内地，或者将成果在内地产业化——在香港成功了是700万人口的市场规模，跨过口岸便是7000万，但是他们缺少一个了解内地和进入内地的桥梁，华润恰好可以在这方面提供帮助。
世界科技创新中心是大湾区的定位之一。一方面，华润正发挥在香港的联接作用，与香港各大学、海学联、香港青年协会等机构及本地创业团队建立更密切的联系；另一方面，借助华润在香港的土地，与香港一些大学合作，开设医学研究中心，并借助华润医药、华润健康、华润医疗等平台将科研成果产业化……这些，都是目前规划和推进中项目的一部分。
这对涂教授来说是有吸引力的。涂教授是重庆医科大学84级学生会主席，在校免试保送研究生，据说全国医院儿科系有三分之一来自这所学校。2016年，重庆医科大学举行六十周年校庆，作为校友，涂教授回到熟悉的校园，并在校友论坛中做了一场《人源化小鼠在转化医学研究中的应用》专题讲座。
论坛结束后，他接受了学生的采访，在回答关于科研的问题时，涂教授说道:“实事求是地说，做科研非常辛苦、非常耗时，问题非常多，是经历长期失败才能取得成功的一个过程。对我们来说，失败是常事，成功是高兴的事。所以需要扭转观念，不要觉得做一件事就应该成功，其实大半时间不会成功，而一成功就是了不起的事情。”
涂教授如今任职于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研究领域主要在感染、免疫性疾病及肿瘤的防治及机理方面。简单的理解，他所研究的领域与老人、小孩的疾病治疗有很大关系，因为这两个群体抵抗力差，免疫力弱，容易生病。
他发现了一种全新的对抗病毒及肿瘤的方法。这种方法不是针对病毒或肿瘤细胞本身，而是通过提高免疫力来发挥机体的抗病毒或抗肿瘤的能力。更重要的是，他发现一种治疗骨质疏松的旧药具有抗病毒及抗肿瘤的作用。
他还研究了一种控制骨髓和器官移植后免疫排斥反应的方法，可以做到在试管中教会供体认识受体细胞，从而控制受体对供体的排异性，也就是说，有希望让骨髓移植和器官移植不用再找配体了，并解决移植后最常见的排斥问题。
这两项研究都能为患者带来巨大的好处。就在今年4月，一则新闻讲到，一位历经数年终于配型成功找到供体的六岁女童已化疗六天准备手术，捐髓者却在手术前三天悔捐，只得先回输自己的造血干细胞，留给患者、家庭、医院和社会的只有痛苦和无奈。
不过，涂教授也提到，大湾区设立后，以大湾区为名的儿科、免疫会议已参加了不少，目前仍是开的会多，落在实处的少。
据统计，粤港澳大湾区拥有160所高等院校，在全球四大湾区中排名第一，其中，香港多所高校位列世界50强。但身处其中的涂教授有更深远的考虑，香港社会对科研的支持有限，并未形成类似斯坦福大学支持研发者及学生创业，其成功后再反哺母校的模式，又很难申请到内地的国家基金，此外，成果转化的平台、团队和市场也有限。大湾区设立后，这条硅谷走过的科研转化及转型升级之路或许会更加的顺畅，政府、企业对大湾区的支持也会更多，依托本地科研力量所建立的新产业可能将比互联网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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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湾区，香港与内地城市的合作项目过去也并不少见。红树湾畔的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就给深圳带来了不同的就医体验，涂教授在医院创办时深度参与过这个项目，自然熟谙其中涉及的体制机制问题。
医疗资源不论在香港还是在深圳都是紧缺的，照搬香港的做法不一定就能解决问题。除了科研创新领域，香港可向大湾区内地城市输出的，更多的是专业能力、服务理念、管理体系等要素。
李浩然也有着相同的看法。四十年前带一笔钱、找到批文就可以在内地做生意，今天广东的GDP已相当于韩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经济体，香港的资本已不再是最大的优势。而香港在医药、食品、财会法律、公司治理、监管等等方面好的做法，才是今天内地为了匹配经济发展所需要借鉴的。
这种借鉴其实由来以久，内地土地交易制度就有着不少香港制度的影子。大湾区是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的一把钥匙，那些最能落地的软性优势便是香港最值得内地学习的地方。香港则不应吝惜这种借鉴，积极地响应则能扩大自身的影响，为国家的复兴贡献这种软实力，而与大湾区各有能力的城市，形成团队的力量，则能更好地担负起这个作用，影响了广东，便能辐射全国。
当然，经验的学习和借鉴则要落在像香港大学深圳医院这样的实体中，由像华润这样的企业以商业可行的方式承接解决大湾区市场痛点的项目，在探索中去遭遇机制需要突破的地方，为政策难题找到破解的方向，才能为地区发展带来新的制度和政策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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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湾区不是一片坦途，虎门大桥永远是堵车的。从珠海到深圳小径湾最快要怎么走？港珠澳大桥通车后，经常在南方各地穿梭的李浩然想到了一个新的路线——从珠海走港珠澳大桥到香港西九龙站，再从西九龙乘高铁到深圳北站，再转火车至惠州南……
全程走完，一路通畅，问题只在于人们愿不愿走，通关会不会更快。大湾区的交通只会越来越便利，比如通关问题，人脸识别技术已足够成熟，需求又足够大，一定会通过市场的推动高效地解决，但大湾区要成功显然不能只靠基础设施的连通，交通的便利只是提供了自由流动的可能性，最终人愿不愿流动起来才是核心。
能否让研究惠及更多的人，让自己施展更大的才能……那些涂教授在选择从旧金山湾区回到香港时所思考的问题，粤港澳大湾区已准备好给出更好的答案。
华润能够做的，就是让答案更快地变为现实。
本刊 张凡采访撰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