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中华民族繁衍数千年的历史

 

也是与疾病抗争的历史

 

在防治危害尤其严重的传染病方面

 

我国从古到今积累了许多经验与教训

 

值得回顾、思考及取鉴

 

瘟疫向后  历史向前

 

我国历史上记载的瘟疫多不胜数，《中国古代疫情流行年表》辑录1840年以前就有826条记录，其中有不少疫情对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有过重要影响。

 

三国时期的赤壁之战，曹操军队败于孙刘联军，背后其实有《三国演义》没有写的重要影响因素——瘟疫。

 

唐朝天宝十三年，李宓深入南诏，阁罗凤避而不战。唐军中的士兵很多都是北方人，水土不服，导致军中瘟疫蔓延，众多士兵病亡，并且成为安史之乱的导火索。

 

在南宋后期抵抗蒙古军队的战争中，四川钓鱼城坚守达36年之久，令世人震惊。当时蒙古军队发生瘟疫，这使南宋军民获得喘息时机，最后一直坚持到1279年。

 

明亡清兴之际，瘟疫的暴发也曾深刻影响历史进程。史载，1641~1643年北京连年大疫，让百万大军短期内丧失了战斗力，于是在李自成农民军进攻时一触即溃。

 

以上仅是一些历史重要关头中的典型事例。实际上在幅员广大的中华大地，不同流行规模的瘟疫可以说无岁不有，严重危害着民众的生命健康。

 

穿梭千年智慧，又是一场相逢

 

有瘟疫必然有同瘟疫的斗争。在甲骨文中，表明中国人很早就知道疫病有关知识，殷商时期，在殷墟还发掘出了完善的下水道，说明城市已有公共卫生设施，三千年的智慧凝聚成行之有效的措施，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后人。

 

周：周王室定期举行驱逐瘟疫的仪式活动，还设立了负责处理疫情的官员。《山海经》载有熏草等7种治疗瘟疫的药物。

 

晋：已经形成了制度化的防疫措施，控制传播途径，有效隔离病人。政府规定朝臣家有病人，感染三人以上者，虽然自己没病，但百日不得入宫。

 

隋：隋代人认识到传染病是感“乖戾之气”得病，有其特殊病因。

 

唐宋：唐宋时期广泛应用香药来预防疾病。不过在疫病流行的高峰期控制疫病流行传播的最主要手段，就是及时切断、控制传染源，宋代注意对染疫死者的尸体尽快处理和火化。

 

明：吴又可敏锐地指出“气即是物，物即是气”，病因可能是某种不可见的物质，这是非常接近于微生物病原学的假说，并通过焚烧苍术来达到净化空气的目的。到了中期，预防天花的人痘接种术在民间出现，后来一些外国使臣也来学习，并把这一技术带回欧洲，英国医学家贞纳在此基础上发明牛痘接种术，为最终全球消灭烈性传染病天花奠定了基础。

 

清：清代宫廷中设“避痘所”隔离感染天花者，规定在隔离九日后亲人才可探视。

 

泰山之高，渊泉之深：从古至今的医者逆行

 

防疫与治疫，都离不开医生。中国古代，有一批批的大医，在大疫中挺身而出，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与应对经验。

 

东汉末年，瘟疫肆虐。名医张仲景宗族原本有200多人，10年间死亡了2/3，他在哀伤之余写就《伤寒杂病论》，成为中医辨证论治的典范之作。他强调医生要有“上以济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的担当精神，在研究医学中贯彻“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的严谨态度，被后世尊称为“医圣”。

 

唐代名医孙思邈，收治被社会歧视的慢性传染病麻风患者600多人，要求医生在救治病人时“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树立了中医的医德规范，其医德医术深为后世敬仰，有“药王”之称。

 

1232年，汴梁暴发大疫，死者九十余万人。当时名医李杲创制了“普济消毒饮”全活甚众，人们将药方刻在石碑上以流传。他的学生罗天益也成为善于救疫的名医，在元代军队中救治了许多染疫的官兵。

 

明清时期，出现了许多现在仍然在应用的救疫名方，都是名医在实战中总结出来的。如吴又可的达原饮、叶天士与吴鞠通的银翘散、余师愚的清瘟败毒饮、杨栗山的升降散和王清任创制的解毒活血汤等。

 

面对各种瘟疫，一代代大医毫不退缩，不避艰险，反复在实践中研究治法，得出非常有价值的经验，挽救了无数生命，为古代社会防疫抗疫作出了巨大贡献。

 

以疗愈生命智慧姿态洞察人间

 

近代西方医学在晚清传入中国后，引起了很多关于中西医的比较与论争。检疫措施和制度的出现，往往以瘟疫的流行为契机。作为一种带有强制性的公共卫生举措，检疫制度在中国是晚清时从西方（包括日本）逐渐引入并推行的，主要内容大体包括清洁、消毒、检疫和隔离。

 

自古以来，瘟疫与其他天灾人祸一样，是华夏土地的心头之痛，清末（1910-1911年）东北鼠疫的大流行，与瘟疫搏斗的中国人创造了奇迹。一系列的隔离防疫手段，有效地平息了疫情。

 

1911年，在沈阳召开了万国鼠疫研究会，这是我国第一次举办世界性的医学研讨会。

 

民国初年，在各地不断暴发的疫情惨烈现实和有识之士的呼吁下，1919年北洋政府设立了第一个国家级防疫机构——中央防疫处。

 

1916年3月，内政部公布《传染病预防条例》，第二年，北洋政府就经受了瘟疫的第一次大考验。

 

1917-1918，中医早已在吸收新知，参与到传染病防治中，山西等地鼠疫大流行，中医曹元森、杨浩如等前去大同与西医协同防疫；

 

1919年廊坊一带霍乱流行，中医孔伯华、杨浩如等参加防治，他们深入村庄救治病人，受到欢迎；

 

1924年，山西再次发生鼠疫，中西医结合，双管齐下，及时控制了疫情；

 

1930年，国民政府修订完善《传染病防治条例》；

 

1931-1945年的抗日战争中，中医被纳入战时防疫体系；

 

1944年，国民政府公布《传染病防治条例》；

 

1950年8月即召开了新中国第一次全国卫生会议，确立了“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的卫生工作方针；

 

1951年中共中央发布《中央关于加强卫生防疫和医疗工作的指示》，对全国防疫工作作出全面部署。

 

1954-1955年，石家庄暴发乙型脑炎，中医郭可明成功救治多例病人，经卫生部专家实地调查，肯定了中医疗法的效果并向全国推广。

 

1961年基本消灭天花，2000年实现消灭脊髓灰质炎，许多传染病发病降到历史最低水平。

 

1967年，我国启动“5·23项目”，研发新的抗疟药，屠呦呦发现并提取青蒿素，证实青蒿素有良好的抗疟作用。

 

进入21世纪后，我国改组建立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体系，进一步加强公共卫生与传染病防治工作，成功应对SARS、新型禽流感、新布尼亚病毒等新发传染病。

 

2003年SARS暴发，面对这个当时世界医学界尚一无所知的新型传染病，在实施防控的同时，中医大力发挥作用，在降低发热时间、减少后遗症等方面取得良好效果，得到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的肯定。

 

夺取疫情防控阻击战的最终胜利，还需要持之以恒的努力，进入常态化防控阶段，预防尤为重要。中医药从历次疫情中走来，经过不断地总结、发展，在预防疫病方面有着丰富经验。

 

中医防疫的理论可概括为“扶正气”、“避邪气”。中医药预防新冠肺炎的总思路可概括为两个结合和一个区别：

 

首先是基础防护结合目标防护。基础防护即戴口罩、勤洗手、多通风、减少人群聚集和接触等一般防护措施；目标防护即筛选具有防疫抗病毒作用的中药，突出针对新冠病毒的中医用药特色，筛选药食同源类中药，制作茶包、颗粒剂、喷鼻剂、漱口水等易于接受、推广的剂型，可以在人群中广泛使用。通过基础防护与目标防护的结合，可以加强人体主动抵御新冠病毒的能力，提升防护的效果。

 

二是主动防御结合环境防控。中医药具有多元化防疫手段，不仅可以通过内服中药进行主动防御，提高人体正气，还可以通过净化空气环境，使病毒无所依附。《神农本草经》记载“香者，气之正，正气盛则除邪避秽也”。通过芳香中药化湿、避秽，一方面可以通过吸入挥发类物质，刺激血清中IgA、IgG水平，提高机体免疫力；另一方面可以改变环境中的空气状态，使病毒不适宜生存与传播。可制作中药香囊，用于流动人群佩戴，或制作中药精油、熏蒸液及空气清新剂等，用于人群聚集场所的环境消毒。

 

三是区别高危人群与普通人群的精准防护。对重点场所、重点职业、重点体质的高危群体，定制个性化防护方案，实现生命周期全覆盖的精准防护。

 

基于以上中医药防疫总体思路，国务院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科研攻关组中医药专班专家组成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医大师王琦团队赴湖北黄冈开展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公共安全风险防控与应急技术装备”重点专项——“复工复课后聚集性传染隐患的新冠肺炎中医药调体防护研究”项目，研究开发了中医药防疫包，提出“内服+外用”联合防疫概念，并研发了系列中医药防疫产品，包括内服预防颗粒、外用防疫喷剂和粘贴型防疫香囊。

 

对此，他们还做了统计，发现通过以下三个环节，中医药发挥了较为全面的预防效果：一是通过中医“扶正”的方法，调节机体内环境，提升免疫力；二是外用药物作用于黏膜，降低口鼻黏膜接触病毒的危险；三是通过中药挥发性物质芳香避秽，改变病毒生存依附的空气环境。

 

他们特别运用现代生产技术将传统中药香囊改头换面，研制为保持药物最佳释放浓度的粘贴式香囊，不仅保证效果，而且外形美观，使用方便。中医药产品的成本相对较低，能为国家减轻财政负担，利国利民具有很大的空间和潜力，值得深入挖掘和应用。

 

王琦院士独家授权了华润生命科学出品中药香囊贴，为复工复产复学保驾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