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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纪州 |
秦厂长是个样貌十分“广东”的中年男人。质朴的衬衫西裤，风尘仆仆的脸，笑的时候亲切而腼腆。然而到了晚上，和同事们一起吃饭时，他的“画风”就变了，只听他对大区法律顾问马律师说：
“你们这样要求我，我怎么做得到呢？”秦厂长表情痛苦。
“秦厂长，希望你理解，这块费用审计是通不过的，我们法律口也没法出一个同意的意见啊。”
“那你说我怎么办？村民堵路，开着一辆大卡车就停在厂门口，我们运辅料的车子进不来，送货的车子也开不出去，和停产差不多了。再这么下去，我要打辞职报告了！”
看着气氛越来越僵，我忍不住加入讨论，细问得知：厂区附近常年有不满征地补偿的村民围堵在工厂门口，妨碍厂区通行，影响工厂正常经营。秦厂长曾经为此联系当地政府，被堵急了也报过警，但都不奏效。政府认为这是企业和村民的纠纷，政府没有处理的依据；派出所认为堵路没发生在公共道路上，双方也没有发生肢体冲突，来了也只是站在一边看着，帮不上忙。
了解之后，我直言不讳地说：“秦厂长，堵路的村民影响你们对整个厂区的正常经营，阻碍你们对厂房的正常使用，可以考虑排除妨害的物上请求权之诉。起诉之后，申请法院尽快作出行为保全的裁定，行为保全的内容就是让村民撤离厂区，不再堵路。如果他们继续堵路，就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裁决了。”
我的言之凿凿并没有换来秦厂长一点点的兴趣和赞许。他瞪了我几乎半分钟，然后很恳切地说：“陈律师，我听你的口音是标准的普通话，但应该是香港来的律师吧？”
这句话听得我心虚。其实行为保全的案例屡见不鲜，再说这里离深圳也就三百多公里，怎么也不会是法律的真空地带吧，难道我的建议在这里行不通？可是作为工作在第一线的管理者，他以亲身经历回答了我的疑问：“陈律师，我们真的找过律师也找过法院，但对于这样的情况，真等法院作出裁决再强制执行，工厂就要停工了，一天几十万的损失，我怎么向领导交代？”
我收起貌似专业的表情，真诚地请教他：“秦厂长，那这种情况下，你们怎么办呢？”他很无奈地说：“之前村民要求企业直接给他们补偿款，我也跟大区的财务、审计和法律咨询过，他们都说不行，说这样给钱没办法做账，审计也通不过的。那次我实在逼急了，直接跳上去，把那个堵路的卡车司机拉出驾驶室，然后跳上车把车开到一边去……”
我被秦厂长这种自力救济的方式惊呆了。
所谓自力救济，是指权利人在求助公权力未果的情况下，自己采取措施保护自己权利的一种行为。尽管是合法行为，但有时候在自力救济时往往会牵涉侵犯人身权利、破坏公私财物等等违法或犯罪行为。比如，2006年底，深圳律师刘尧的家乡广东省河源市东源县派头村村民因集体土地被河源市富源水电有限公司(下称富源公司)占用，双方产生纠纷。刘尧应村民之邀为派头村提供法律服务，并为村民提供风险代理，向富源公司索赔征地补偿款。2007年12月，刘尧两次带领村民前往水电站施工现场要求对方停工，双方发生争执。当年12月19日，刘尧被东源县公安局拘留，并于不久后被东源县检察院批捕。刘尧的辩护律师李方平在上诉状上称：“刘尧在多次举报富源公司非法侵占农地、却无法得到受理的情况下，前往制止工地施工，这是一种自力救济。”他表示刘尧的行为并不构成犯罪，甚至连违法都谈不上。但在认定自力救济是否侵害他人人身权利时，法院的判断存在不确定性，而且旷日持久，这又何尝不是对自力救济行为人的二次损害。
我不由得想起香港2014年底“占中”（OCCUPY CENTRAL）是如何收场的。中信大厦业主因为出入口被占中人士的铁马阵围堵，向香港高院申请临时禁制令（INJUNCTION），法院颁令后，占中人士仍不撤离，最后由执达吏（BAILIFF）在警察协助下强制执行清障。这里，不是自力救济，而是公权力给予的强制保障。
重新审视秦厂长不得已为之的行为，我越发感受到司法程序作为公共服务的特征。法律规范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该保障不仅仅针对违法行为，同样也针对需要法律救济的合法行为。因此，国家强制力并不影响这样一个认定，即司法程序作为执行法律规范的主要手段，本质上是一种公共服务。国家提供质量达标的公共服务，是兑现保护民众权利的允诺。
秦厂长自力救济的身影一直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百无一用是书生”那句老话似乎又一次得到了印证。我们确实不能纸上谈兵，但如果初始的那一步就已经背离“纸”，我们没法检验“纸”的合理性，从而也没法积累对“纸”与“兵”的关系的正确认识。如果不能在实践中适用法律程序做有益的尝试，不去探究公权力是否可以提供合格的公共服务，那可能就永远没有相信法律程序或者质疑法律程序的机会了。信念需要坚守，但坚守的前提是尝试的勇气，以及尝试后才值得信赖的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