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国民党当局一手包办的 ‘国民代表大会’，是破坏政协决议,违背全国民意，企图使独裁、内战、卖国‘合法化’的分裂的伪‘国大’，中共坚决反对，绝不承认。中共愿和全国人民为真和平真民主奋斗到底！”
1946年11月15日下午，南京梅园新村十七号，周恩来面对云集而至的中外记者，愤然怒斥蒋介石国民党当局冒天下之大不韪、践踏民主与和平的卑劣行为。彼时，抗日战争的硝烟刚刚散去，满目疮痍的中国大地渴盼着一场彻底的休养生息。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却一手撕毁与共产党的和平协定，迫不及待地发起全面内战，大举进犯陕甘宁边区，并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强行通过以国民党独裁为核心思想的所谓的“新宪法”。
周恩来在回答记者问时指出，政协以来和谈之门已最后关闭。中共代表团将于日内返回延安。但京沪两办事处仍将保留，由董必武、钱之光主持。国民党大举进犯陕甘宁边区，中共将坚决抵抗，誓为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新中国而奋斗。
半夜两点，刚处理完繁杂事务的周恩来将特别秘书袁超俊召进办公室，直接指示他，因为形势严峻，中共留在京、沪、渝公开机关的工作人员随时可能被迫撤离或被扣留，所有人根据实际情况疏散、隐蔽、撤退。袁超俊夫妇二人需要到上海转入地下，与董必武、钱之光一道工作。
虽然还不清楚具体任务是什么，袁超俊也需要以最快的速度到上海就位。但是那时的他和钟可玉已经有了一对双胞胎儿女，家庭如何安排，也是个问题。思考良久，他们把身体相对较弱的儿子托付给重庆的弟弟，只带着不到一岁的女儿到达了上海，并在组织安排下租了一套房子居住下来，静静等待下一步指示。其间，因为国民党的破坏，袁超俊与组织一度失联。
在忐忑不安的等待中，一个月后，周恩来同志派人找到了他们，清楚地指示：去香港，与联和公司的杨琳一道工作。
二
国内战乱伊始，大批富客豪商、殷实家庭都想法设法弄一张招商局的船票，裹挟着一辈子的资产背井离乡，到台湾或香港避难。每天，都有大量的人从上海出发，先停靠台湾基隆，再到香港。暴增的人口带来了拥挤，也带了大量民间财富。英国政府从卖国求荣的国民党手中再次轻而易举得到了香港的管辖权，在殖民者的强势统治下，被日军摧残已久的香港反而得到了暂时的平静和畸形的繁荣。但在那平静之下，国际国内各方力量彼此角力，革命者与独裁者你死我活的斗争在另外一个战线激烈持续。
这天，香港德辅道交易行联和公司的办公室里，杨琳正在伏案工作，一个温文尔雅的青年男子走进来，微笑着对他伸出手，说道：“杨先生，我来向你学做生意了。”杨琳喜出望外，上前紧紧握住了他的手……
袁超俊一家三口在香港安顿下来后，他逐步熟悉了联和公司的工作。在他的印象里，当时的联和公司没有什么发展，主要原因是杨琳受指派返回香港也不久，而且没有资本投入，在香港做不开生意。在困难的条件下，联和公司作为中共的一个对外经济联络点支撑了下来。但是，由于“杨老板”为人厚道，被交易行的一些商人承认，信誉良好，这已是很大的成绩。
于是，袁超俊开始了每天从九龙乘船渡海到天星码头上岸，再步行到德辅道交易行坐班的生活。妻子钟可玉更多地是在家里带孩子。不久之后，家人还帮他们送来了小儿子。
看到小儿子的一刹那，作为母亲的钟可玉不禁掉下泪来。由于国内动荡，特务遍地，家人不敢让孩子多见陌生人，所以不敢请人照看。儿子平时是老人带着，不仅骨瘦如柴，还得了疳积，头大肚子大，体重却很轻。袁超俊只能暗暗庆幸起码孩子还活着，以后再慢慢调养。
在烽火连天的大陆，随着解放战争的展开，亟需加强香港与解放区的经济来往，以便为解放区输送西药、无线电器材、工业原料等解放区所必须但不能生产的物资。受中央指派，钱之光必须打通解放区与海外经济联系，发展好与海外的经济贸易，尤其是烟台、大连与香港贸易的可能性。在香港经营多年的联和公司无疑是这个链条上的重要一环。
三
1947年下半年，身在东北解放区的钱之光派人到香港，与杨琳、袁超俊等共同研究了打通贸易渠道的可能性，并上报中央。眼看着又要执行重大任务，袁超俊很是兴奋。
很快，11月左右，在各方努力下，苏联客货轮“阿尔丹号”首次运来了产自解放区的一千吨东北大豆，还有黄狼皮、中药材等东北土特产，从朝鲜罗津港出发驶抵香港，随船带来的还有一批黄金，作为联合公司发展业务之用。这标志着，东北解放区与香港的贸易通道正式打通。此后，在旷日持久的解放战争中，那些在滚滚行进的小轮车上源源不绝送往前线的炮弹和药品，有一大部分就是来自这条宝贵的贸易通道。
而袁超俊也更加繁忙起来。除了公司日常工作，他接到“胡公”（周恩来）指示，为加强香港与解放区的电讯联系，要在香港增设一部秘密电台，由袁超俊负责管理。他深知这个任务的重要。小小的电台，牵连着解放区的经济命脉，甚至会直接影响战局的走向，唯有用最大的努力去守护，必要的时候，不吝牺牲。
在当时香港新华分社副社长萧贤法的协助下，电台建得很顺利，报务员也到位了。为了架设电台，袁超俊把家从九龙白加士街搬到香港跑马地东边礼顿山道，租了一幢二层小楼的二室一厅房，他们一家住前间卧室，报务员小李一家住后间。后来，因为扩建，人员也增加了，电台还搬了一次家。每次，当报务员小李拍发电报时，袁超俊要到阳台上望风，警惕港英当局的电讯搜查，每当听到远远的有吉普车的声音，他就要立刻发信号给小李，叫他暂停发报。
每天，他们都在繁忙与高度紧张中度过。但是，再苦再累的生活中，也有喜讯降临，为冷峻的日常增添融融暖意——到香港一年后，袁超俊夫人钟可玉有了身孕。
只是初期的高兴过后，这个即将降生的孩子却让他们一筹莫展。
秘密电台就在家里。为保证电台的绝对安全，避免引起港英当局和国民党特务的怀疑，不可以让任何陌生人到家。所以这个孩子如果出生，不仅不能请保姆，连至亲好友也不能来家里帮忙，只能自己工作之余来照顾。但妻子钟可玉不仅要工作，还要抚养一对正在蹒跚学步的双胞胎，报务员小李夫妻和他们正吃奶的孩子的生活也要安排。若再添一个孩子，是怎样也顾不过来的。革命工作与可爱的小生命之间，只能有一个选择。
在患得患失中，孩子降生了，是一个美丽的女孩。
1948年5月的一个雨夜，经过反复的思量，袁超俊和妻子钟可玉含泪将还在襁褓中的女儿送给了他人抚养。当领养人来医院抱孩子走时，袁超俊一家人轮流把她抱在怀里，亲了又亲，舍不得放手……
以后的日子里，袁超俊只能在日记里表达对小女儿的思念，其中有一篇这样写道：“爸爸就只有你一张照片，每天都想，你现在是什么模样了。前几天爸爸在街上看到一个小姑娘，就走去说，我能不能抱抱你，我知道那不是你，但我觉得，你就长那模样。”
（本文根据袁超俊回忆录改编，内容参考《红岩春秋》1998年第2期《华润——在大决战中创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