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之光:四批民主人士从香港北上亲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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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月10日,在李富春、朱学范等陪同下,李济深、沈钧儒等人乘火车抵达沈阳,受到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1月17日,李济深(左三)和沈钧儒(左二)、郭沫若(左五)在沈阳观看棒棒戏“王贵与李香香”。照片来源:《李济深画传》 

在解放战争迅速发展的形势下,1948年五一节,中共中央发出了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立即得到各方面的热烈响应。8月以后,大批民主人士陆续进入解放区,准备参加新政协。我曾负责接送在香港的民主党派和进步人士到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这一段经历,我至今印象十分深刻。

 

周恩来未雨绸缪,指示做好民主人士北上准备工作

 

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和安排下,从1946 年下半年起,一部分民主人士、文化界进步人士和我们党的干部陆续撤到香港,并以香港为基地,继续扩大对内对外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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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8月1日,毛泽东复电手稿

遵照恩来同志的指示,我和几个同志由延安辗转到达大连,创建了中华贸易总公司,探索大连到香港的海上通途。经过几次试航,沟通了这个通道。我们租用外国船只往返于大连、朝鲜的罗津和香港之间,运出大豆等土特产品,带回需要的物资和器材。为了与中央保持直接联系,我们建立了电台。电台的架设和大连至香港海路的沟通,为后来接送民主党派代表人物和著名进步人士进入解放区参加新政协,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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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钱之光在香港拍摄的照片

党中央在1948年五一节发布口号,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巩固与扩大反帝反封建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同时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党中央的号召立即得到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少数民族、国外华侨的热烈响应和赞成。

 

当时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王绍鏊、陈其尤、彭泽民、李章达、蔡廷锴、谭平山,以及无党派民主人士郭沫若等,在5月5日联名致电毛泽东,热烈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并同时发表通电,号召国内外各界暨海外同胞“共同策进,完成大业”。

 

8月1日,毛主席复电,对他们赞同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并热心促其实现,表示钦佩,并提出“关于召集此项会议的时机、地点、何人召集、参加会议者的范围及会议讨论的问题等项,希望诸先生及全国各界人士共同商讨,并以卓见见示。”

 

从这时开始,筹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就成为我党当时的重大政治任务。而如何排除各种阻碍,把在解放区以外的民主人士接到解放区来共商建国大计,保证新政协的胜利召开,也就成为一项紧迫的工作,被提到日程上来。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1948年夏我接到恩来同志的电示,要我做好准备,前往香港。8月初,我从大连出发,来到平壤,会见了我驻朝鲜办事处负责人朱理治同志。在平壤同苏联的办事机构办理了租船手续,然后便去罗津乘租用的苏联轮船波尔塔瓦号,开始了特殊使命的远途航行。为了便于公开活动,恩来同志叫我以解放区救济总署特派员的名义前往香港。

 

我们船上装的是大豆、皮毛、猪鬃等土特产品,还带了一些黄金,准备到香港换回西药、电讯器材、高级纸张以及汽车轮胎等物资。在这次往香港的航行中,我们遇到过国民党海空军的监视,也遇到过龙卷风。有时国民党飞机在我们船的上空盘旋,并不时呼啸而过;有时还遇到国民党的军舰,也许因为挂有苏联旗帜,他们没有采取什么行动,但当时气氛是紧张的。

 

当我们的船快到香港时,就看到海面上有许多轮船,船杆上飘着不同国籍的旗帜,香港当局的缉私快艇,也来回穿梭。当时香港当局政治上是倾向国民党的,美蒋特务活动也十分猖狂。我感到要完成这一次任务,将会遇到很多的风险。

 

船到香港时,苏联方面派人乘汽艇到船上来接头。我们先到设在香港的联和公司商量卸货事宜和布置今后的任务,接着就与华南分局取得联系。华南分局当时由方方同志负责,潘汉年同志也是主要领导人之一,负责统战工作。我向他们介绍了解放区的情况,传达了中央的指示。他们也已接到中央的电报。我们一起商量了接送民主人士北上的问题并具体分了工。我们还建立了电台,随时向中央和恩来同志汇报,并通知大连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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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6月,萨空了、沈钧儒、章伯钧(左起)在香港会面

当时,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很多,他们一直与我们党保持着联系。具体联系的,有华南分局、香港工委,也有我们党其他方面的同志。

 

沈钧儒等第一批民主人士北上,过台湾海峡遇强台风,有惊无险

 

经过我们的努力和华南分局、香港工委的密切配合,在较短的时间里,就做好了第一批民主人士北上的准备工作。党中央、周恩来同志同意了我们的行动计划,并指出这是第一批,要绝对秘密,保证安全。

 

准备进解放区的民主人士很多,我们考虑到这是第一批,不便安排太多。我记得这次北上的民主人士加上我们的同志,大约有十几个人。沈老(沈钧儒)、谭老(谭平山)、蔡廷锴、章伯钧先生,都是第一批北上的。

 

那是8月下半月的一天下午,我事先赶到船上,黄昏时候,在船上迎接了沈老等人。当时船停泊在离岸的浮筒处,沈老等是坐小艇上船的。当时沈老已是70多岁的高龄,比起在重庆、上海时有些消瘦,但精神矍铄,步履稳健。我和谭老在重庆时有往来,这时相见,彼此很高兴。当章伯钧先生攀扶着软梯上船来的时候,他一抬头就惊奇地说:“老兄,你也来了!”

 

船是顺利地从香港出发了,但我们心里一直忐忑不安。船要经过台湾海峡,随时有被蒋军炮击或被劫的危险,而且航程很长,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会出什么问题。我回到住地立即向党中央、周恩来同志和大连方面报告了这一批民主人士出发的情况。以后,我一直焦急地等待着船开出后的消息,直到第八天接到大连的电报,说“船已顺利到达朝鲜的罗津,中央派李富春同志专程迎接,已前往哈尔滨。”这时,我才放了心。

 

后来听说,这次船过台湾海峡时遇到了强台风,失却了控制,船被冲到了澎湖列岛附近,经过全体船员的努力,才摆脱了触礁的危险。当时在船上的几位老先生镇定自若,还像平时一样,做着健身体操。

 

郭沫若等第二批民主人士北上,途中得知沈阳解放,在船上开庆祝会

 

第一批民主人士安全北上后,大连的同志又租了苏联的货轮,装上解放区出口的物资和一些黄金来香港,以便接回第二批民主人士,并带回解放区所需的物资。

 

随着形势的发展和贸易的扩大,我们改组了在香港的联和公司,在皇后大道毕打街毕打行另租了几间大的写字间。我提出叫“华润公司”,“华是中华的华,代表中国;润是毛润之的润,代表我们党。就是说,这个机构是我们党设的贸易公司。”大家都说这个名称好,于是挂起华润公司的牌子。

 

10月中旬,大连方面租的船到了香港,但在到达时与另一只船相碰,搁浅在海湾,要就地检修。我们只好另租一艘挂挪威旗的船回解放区,10月底才把第二批民主人士送走。这次走的,记得有郭沫若、马叙伦、许广平母子、陈其尤、沙千里、宦乡、曹孟君、韩练成、冯裕芳等人,连贯同志陪同,胡绳同志随行北上。

 

我和郭老接触较多,彼此很熟悉。在船上我对他说:“我是恩来同志派来接你们的。”他问了恩来同志等领导人的情况,又谈到全国形势好转之快,出乎预料。

 

这趟船在大连与丹东之间的大东沟抛锚下人,郭老等就在这里改乘小船上岸。东北局派了负责同志去迎接。他们是经丹东去哈尔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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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2月,摄于“华中轮”北上途中。右起:侯外庐、郭沫若、许广平、周海婴

后来听说,许广平的儿子周海婴爱好无线电,自己装了一台收音机,在船上收到新华社播发的沈阳解放的消息,大家都很兴奋,开了一个热烈的庆祝会,充满了胜利的欢乐。

 

李济深等第三批民主人士北上,周恩来事无巨细亲自安排

 

第三批北上的民主人士最多,有李济深、茅盾夫妇、朱蕴山、章乃器、彭泽民、邓初民、洪深、翦伯赞、施复亮、梅龚彬、孙起孟、吴茂荪、李民欣等。由于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先生就是这一批北上的,党中央极为关心,恩来同志的电示也更加具体、周密。经过慎重考虑,最后确定民主人士走的时间,安排在圣诞节后第二天深夜。因为香港每到圣诞节要放假,这是我们行动的有利时机。

 

李济深先生是个很有影响的人士。我们与他有密切的联系,香港当局与他经常有往来,美国方面同他接触也频繁。这时,国民党已分崩离析,各种反动的政治势力都想争取他。有人对李先生挑拨说:你不能去解放区,你到了那里就身不由己了。另一些人正策划“划江而治”,也想利用他的声望和影响。如白崇禧就写了亲笔信,让一位国民党大员赶到香港请任公(李先生字任潮)到武汉“主持大计”,实际上是妄图拉住他,打他的旗号,由桂系与共产党“划江而治”。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况下,李先生要顺利离开香港,确实是阻力重重的。李先生离港十多天后,白崇禧派往香港的大员才到达,听说李先生走了,大失所望。

 

按预定计划,这次上船是在12月26日晚上。为了安全,避人耳目,要走的人,事前都不知道与谁人同船,各走各的路。有的从家里转到朋友家上船,有的在旅馆开个房间停留半天再上船,有的人还搬了家,把要带的行李,放在原来住处,另行派人搬上船。民主人士不随身携带行李,看不出要出门旅行的迹象,到达了约定地点,由我们的同志护送上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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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6月,李济深在香港的家中

李济深先生动身的那天晚上,为了迷惑外界,还特地参加了邓文钊先生的宴请。席后,便乘我们事先准备好的小艇上船。为了掩人耳目,还带了酒菜,装着泛舟游览的样子,一个多小时后才靠拢要上的苏联货船。我们特地把他和朱蕴山、李民欣安排在船长室,以避免海关检查。

 

这一次走的人,有的西服革履,扮成经理模样;有的则是长袍马褂或普通衣着,装成商人,当作坐船到东北做生意的,所以口袋里还装一套货单。大家并事先准备了一套话,以便应付检查。

 

李走后没有几天,香港当局知道了,立刻引起香港各界的反应。香港《大公报》1949年1月4日登了李济深已离港赴华北中共区的消息。于是香港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

 

事情又很不凑巧,这趟船航行很不顺利,起航后第十天还没有到达大连。我们通过苏联办事机构,才知道船到青岛海面时遇到逆风,加上坏了一个引擎,每小时只能走六里。一连几天,我们焦急不安,直到轮船过了青岛海域才放心。

 

船是在出发后的第十二天,即1949年1月7日上午到达大连的。中央派李富春、张闻天同志专程去迎接,他们还邀请朱学范先生一同前往,还有大连市委的负责同志等人。

 

民主人士到达不久,我们的同志就送去了獭皮帽、皮靴、貉绒大衣。他们刚从温暖的南方来到寒冷的北方,正需要防寒的服装,收到这些东西,十分激动,有的人还拿出钱来要付款。我们同志解释说:“解放区是供给制,衣、帽、鞋都是送给你们的,这是周恩来同志指示我们办的。”他们连声称道:“恩来先生想得真周到,吃、穿、住、行都给我们安排了,真是太感谢了!”

 

黄炎培等第四批民主人士北上

 

第四批民主人士是1949年3月14日从香港出发,在天津上岸的。那时天津已经解放。北上的有黄炎培、姚维钧夫妇,盛丕华和他的儿子盛康年,还有俞寰澄等人。3月25日到北平,董必武、李维汉、齐燕铭等同志前往迎接。

 

从香港北上参加新政协筹备会议的大多数民主党派代表人物和著名进步爱国人士,主要是这四批,从1948年8月到1949年3月,先后平安到达东北和华北解放区。另外,也有一些民主人士是通过其他关系、经过其他路线进到解放区的。在接送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的过程中,还作过其他计划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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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月12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发电报给李济深,欢迎其抵达东北解放区,参与新政协的筹建

原来新政协筹备会议准备在哈尔滨召开,后来由于形势发展很快,我军接连取得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胜利,北平和平解放。不久,我各路大军又横渡长江,以排山倒海之势占领了南京,解放了长江以南大片地区。因此,1949年6月,在北平召开了新政协筹备会议。9月间召开了正式会议,通过《共同纲领》,选举产生了国家领导人。从此,新中国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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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2月,黄炎培一家坐船离开上海前往香港

民主人士的顺利北上,自始至终离不开党中央的领导,离不开周恩来同志亲自指挥。可以说,民主人士的顺利北上以至新政协的顺利召开,是党中央的英明决策,是毛泽东、周恩来同志亲自部署、周密指挥的结果。

 

从1946年国民党反动派加紧镇压民主运动,我们党协助民主党派和进步人士撤往香港,到1948年秋全国胜利前夕,又把大批民主人士接到解放区,筹备新政协,我们党与民主党派和进步人士一直是风雨同舟,为建立人民民主的新中国而团结战斗的。这一段历史,充分表现了我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革命情谊,它已光荣地载入我国革命运动的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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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许广平(左一)、沈钧儒(左二)、郭沫若(右一)从沈阳出发南下赴北平时在火车站前的留影

1983年9月

(本文选编自文集:《迎来曙光的盛会——新政治协商会议亲历记》,来源:中国政协文史馆。本篇作者钱之光,中共第九至十一届中央委员,十二大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第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48年成为华润公司首任董事长,后任原纺织工业部副部长、轻工业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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