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震【华润电力】
一
1946年4月，中国共产党和平谈判代表团办事处设在南京梅园新村，华润集团首任董事长钱之光，当时是办事处办公室主任，他和其他工作人员一起住在梅园新村17号。周恩来、董必武、陆定一、邓颖超、李维汉等领导，住在梅园新村30号，相隔一条小马路，可以隔窗相望。
上海办事处也叫周公馆，位于上海思南路73号、71号。1946年8月，华润创始人杨琳和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支部书记连贯，就是从香港飞到上海，在周公馆里接受新任务的。周恩来给杨琳的任务是再次到香港，打通海上运输、发展国际贸易、培养外贸干部、完成财务任务。其中，“完成财务任务”，说的更通俗一点，就是必须盈利，多盈利。给连贯的任务是把滞留在上海、重庆的文化界人士、民主人士护送到香港，把他们保护起来。
和谈破裂后，两个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分批撒离，大部分人计划撤回延安，少部分人撤到香港。在撤离前，周恩来给钱之光发电报，安排他新的工作任务，即去香港“发展海外经济关系”，“主持海外及内地经营”。钱之光和夫人刘昂当时在上海，也预订了船票，准备直接去香港，但由于受到特务的严密监视，以及南京办事处内存有大量资金，需要他亲自护送，才退掉了船票。
1947年3月7日，钱之光刘昂夫妇随最后一批撤离人员回到延安。4天之后，胡宗南集结34个旅25万多兵力进攻陕甘宁边区，“延安保卫战”打响。这时，钱之光已撤到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并正在紧密筹备赴香港事宜。这时，任弼时又把钱之光叫回延安，对钱之光说：“你们的任务是出去发展海外经济关系，并筹划今后蒋管区党费的接济，今后你们的工作由朱德总司令领导。”接受任务后，钱之光又从延安骑了三天骆驼返回清涧县。
在清涧县钱之光组建了一个“发展海外贸易”的小型团队，成员有刘昂、刘恕、鲁映、李泽纯、王华生、祝华、牟爱牧、董连芳等人。他们整装出发，东渡黄河，进入山西省境内后，又改骑毛驴北行一百多里，到达山西省临县三交镇，与叶剑英、杨尚昆、李维汉、邓颖超等领导组成的“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会合。在三交镇他们休整了两个星期，又开始取道太行山交通线，到达河北省武安市冶陶镇。董必武这个时候正好在冶陶镇召开财经工作会议，见到钱之光、刘昂非常高兴。没过两天，董必武留下了刘昂担任秘书，后来刘昂又随董必武去了西柏坡。钱之光一行又跨过津浦铁路进入山东，渡黄河，沿小清河继续前行，最终到达烟台。到达烟台时，已经行走了三个月。
钱之光在建国后回忆：“这段路是朝行夜宿，餐风沐雨，一路艰辛，一路坎坷。”他说：“有一次骑骆驼，因为太累，在驼背睡着了，突然重重地撞上了一根大树枝，幸亏他反应快，牢牢地抱住了大树枝，要不然就把他掀翻了，若真从驼背上摔下，恐怕就去不成香港了。”他还说：“走到山东时，可能吃了不洁的食物，连续几天腹泄，痛得他站都站不起来，但又不让同志们一起等他，只能咬牙坚持前行，走不了一二里，就瘫坐在地上，缓解一下后，再走。”
到达烟台后，钱之光找刘恕商量，希望有人先去香港，打通赴港之路。刘恕、鲁映夫妇便承担了这个任务，他俩在胶东区党委的安排下，搭乘一艘70吨的渔船赴港。一路上风浪颠簸，呕吐不止，航行9天9夜到达澳门，在澳门躺了三天，才缓过劲来，之后立即赴香港找到了“联和行”的杨琳。见面后，他们双手紧紧相握，激动无比。随后，他们向烟台方向发出安全到达的电报，当时钱之光也是在“流动的工作”之中，等消息转达到他时，已经过了很多天。
二
在刘恕、鲁映夫妇走后不久，钱之光一行从烟台搬到大连，住在大连三联书店4楼宿舍，并成立了“中华贸易总公司”。钱之光在大连一直在思考和探索，怎样才能打通到香港的货运之路，把东北解放区的商品运到香港，把香港的商品搞到解放区？为了万无一失，他又派王华生探路，王华生立即动身，经朝鲜罗津，乘前苏联货船去试探航线。同时，他又让团队成员祝华去哈尔滨找李富春，要大豆用于出口。李富春当时在东北解放区负责财经工作，当时解放区正在进行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粮食获得了丰收，也希望把多余的粮食卖出去。李富春立即给予了支持，调拨1000吨大豆，另外，中央也拨出一笔黄金用于资金流动。
王华生到达香港海面时，又悄悄换乘小船上岸，很快找到了“联和行”见到了杨琳、袁超俊、刘恕。王华生还带去了一本电台密码，交给袁超俊，因为工作需要，经钱之光申请，中央同意在香港增设电台，并专门派郭里怡去香港担任机要员。有了电台，钱之光便掌握了香港的具体情况，并把香港的情况电告中央。
此后，王华生又通过这条海上航线，通过前苏联的货船往返于大连、香港四、五次，把东北解放区的商品运过来，把黄金、美钞兑成了港币，由“联和行”的杨琳等同志，釆购好药品、无线电器材等商品，再由王华生押运回大连。因为王华生对这条航路十分熟悉，所以后来华润公司从1948年8月至1949年7月，分期分批护送民主人士，从海路北上进入解放区，其主要具体的工作都是由王华生执行。1948年5月，周恩来在西柏坡找到钱之光夫人刘昂，让刘昂去大连接替钱之光的工作，以便让钱之光迅速去香港开展工作。当时，周恩来还交待了一项任务：香港有些工人要进入解放区参加工人代表大会，希望钱之光到达香港后把他们送进来。
1948年8月的一天，钱之光一行开始踏上赴港之路，随行的有祝华、徐德明、翻译陈光华等人，从大连经丹东到朝鲜平壤，并与前苏联设在平壤的办事机构签订租船手续，然后到罗津乘坐租用的前苏联货船“波尔塔瓦”号赴港。在船上钱之光等人装扮成船员，船上装满了东北解放区的商品——大豆、皮毛、猪鬃，还有不少黄金，由他们随身携带。
一路上，因为货船悬挂着前苏联的旗帜，虽然也遇到国民党飞机的监视，但并没有发生险情。货船到达香港时是白天，天空晴朗，海风阵阵，海面上到处都是各国的商船，香港当局的缉私快艇也在这些商船中来回穿梭。为了避免意外，钱之光扮成锅炉工，脸上、手上、身上满是煤灰。海关人员检查后，钱之光等人，才痛痛快快地洗了个澡，换上了西装。
终于到达了香港，钱之光站在船头，看到了前来接他的袁超俊和刘恕，他们不停地挥手，见面时相互拥抱，充满深深的战友之情。钱之光在创建华润公司期间，一直是严于律己，廉洁奉公，坚持和其他工作人员同吃同住，拿同样的生活补贴。在钱之光、杨琳的主持下，华润公司于1948年12月18日完成注册，注册资金为500万港元，这在上世纪40年代的香港，可谓是一笔巨额的资本。之后，华润公司又出色地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分期分批护送1100多名著名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进入解放区，准备参加全国政协第一届会议的艰巨任务。
三
华润公司在中共中央关于发展海外经济事业的直接指令下，在钱之光、杨琳的带领下，在建国之前就集中袁超俊、林其英、高士融、王兆勋、张平、舒自清、李应吉、祝华、王华生、徐德明、鲁映、郭里怡、黄美娴等一批优秀的经济工作者，在香港典型的市场经济环境中，以一种气势恢宏的开局，为后来的新中国对外贸易事业的迅速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阵地。
1949年夏天，钱之光完成了“香港使命”，调回北京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后又奉命筹建纺织工业部，担任副部长、党组书记、部长时间长达32年，为中国纺织工业和石化工业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1981年担任国务院顾问，历史上国务院只有四位顾问，分别是钱之光、刘澜波、李强、曾生，国务院顾问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副国级公职。
钱之光一生艰苦朴素、克己奉公、光明磊落、尽忠尽职，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无限忠诚。他的艰苦朴素是出了名的，一辈子一直用着上世纪五十年代国家配给他的带有编号的家具，有些已十分破旧，粘着层层胶带。他晚年把自己几十年积攒的30万元，捐献给科技基金会，用于人才培养。周恩来在1971年一次工作会议上说：“我和钱之光相处30多年来，他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从来没有找我要求帮助他办一件私人的事情。”周总理讲完这话，全场掌声雷动。任弼时说：“把金条交给钱之光，我们是放心的。”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组部部长宋平说：“钱之光经常是腰缠万贯，但一生两袖清风。”原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正英说：“他满脑子都是党的事业，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
主要参考资料：《钱之光传》、袁超俊《华润——在大决战中创业》、《半岛都市报》刊登的长篇纪实文学《解密四：刘恕》、以及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梅园新村纪念馆展出的相关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