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 震 华润电力
在华润历史上，第一任总经理杨琳的故事被讲述过很多次，但对于第二任总经理李应吉，人们却知之甚少。李应吉1949年6月开始担任华润公司总经理，在任期间，他配合杨琳突破西方国家的封锁和禁运，为当时一穷二白的中国挽回了大量损失，而更鲜为人知的是他曾在解放前为新中国培训过大量干部，在黎明到来前的黑暗里为迎接光明默默积蓄着力量。
李应吉，原名郎汉初，又叫小彭、郎世英，是浙江海宁斜桥人，也是海宁县历史上第一位中共党员。李应吉1914年出生，幼年父亡，母亲含辛茹苦把他带大，高小毕业后随亲戚到上海，进入最早由孙中山发起创办的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当学徒。从1927年到1931年，李应吉接受进步思想，积极参加组织活动，1931年入党，曾任上海沪中区宣传部长。1933年因叛徒出卖被捕，由上海转押到南京宪兵看守所，与他同时被转押的还有邓中夏、陶铸、田汉等人。
1937年“七·七事变”后，李应吉被党组织营救，当时被营救出狱的还有很多人，其中就包括陈独秀、陶铸等。 李应吉留在了南京，进入八路军南京办事处工作。八路军南京办事处在南京一共有三处，李应吉在鼓楼区傅厚岗66号，与中共代表博古、叶剑英、林伯渠住在一起。
1937年8月9日八路军南京办事处成立后，从上海调来李克农任办事处处长，从延安调来钱之光负责军需、财务，其他工作人员：齐光负责文书、李白（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李侠原型）负责报务、康一民负责译电、袁超俊从上海过来担任副官、李应吉负责收发传达。在成立之初，李克农找李应吉谈话，说你改个姓名吧，跟我一个姓。他抬头看看窗外，看到有个“应吉药店”，说你就叫李应吉。
八路军南京办事处的主要工作，是负责和国民党谈判进行抗战事宜，负责营救狱中同志，发展青年工作，做好统战工作以及准备创办《新华日报》。李应吉在办事处里接待了许多青年人，并向他们宣传报考设在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从南京办事处开出介绍信，经西安奔赴延安的青年就有700多人。
1937年11月，八路军南京办事处迁往武汉，改名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地点先在汉口安红里，后搬到江岸区长春街57号，中共代表为董必武。李应吉随钱之光、齐光、赖祖烈一起先期到达，李应吉先是负责保卫工作，后担任董必武秘书，袁超俊已升任副官长。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处长先是李涛，很快由钱之光接任处长。南京办事处处长李克农、武汉办事处处长李涛，1955年都被评为开国上将。
“武汉保卫战”临近结束时，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又向四川搬迁，于1938年10月搬到重庆红岩村13号、曾家岩50号（周公馆），中共代表是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博古、吴玉章、邓颖超。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成立不久，李应吉转入地下工作，担任川东特委委员、组织部长兼南岸区委书记，主要工作范围仍在重庆。
在重庆工作期间，李应吉积极组织抗日救亡运动，参与组织了3000多人的歌咏大游行，救亡歌声震撼重庆。李应吉还多次主办训练班，给学员讲授“秘密工作”。在重庆工作时，江竹筠（电影《烈火中永生》的江姐原型）曾是李应吉的下级，她当时是重庆新市区区委委员，李应吉对江竹筠进行多次培训，传授地下工作经验。李应吉说：即使被捕也要保守党的机密，不惜牺牲自己，保护组织。李应吉还说：最普通的人就是最秘密的人。这些话给江竹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重庆时，李应吉和他后来的妻子徐景秋建立了深厚感情，据徐景秋回忆：她和李应吉在重庆时生活非常艰苦，为了糊口，迫不得已冬天卖了棉袄。
1942年，李应吉又接受党组织的委派，到湖南长沙、四川成都的银行工作，这时李应吉改名张显惠（据他儿子回忆，应该叫张显慧），主要任务有为党筹措资金，开展进步人士的统战工作。在成都时李应吉先任建业银行成都分号会计主任，后又升任副经理。建业银行的创办人是著名实爱国业家范旭东，大股东中有中共党员、实业家龚饮冰，龚饮冰一度还担任建业银行的总经理，龚饮冰又把上海广大华行的中共党员卢绪章以及后来担任华润公司董事长的张平拉进来成为股东。龚饮冰在建国后就任中国银行第一任总经理。在成都期间，李应吉、徐景秋夫妇为党筹措资金，也是吃尽辛苦，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就是在无人照料的情况下，因病夭折。
1948年10月的某天，李应吉在银行上班时，突然接到已到香港暂避的龚饮冰的电报，让他迅速去广州，然后转到香港。凭着他多年的秘密工作经验，他知道“事不宜迟”，于是立即和妻子徐景秋及孩子动身。李应吉离开成都的第二天，特务就抄了他的办公室和家，说他是共产党。成都分号的经理一面装糊涂，一面给宪兵司令部送去了二十五两黄金，才把这事平息。
李应吉、徐景秋到香港后，在曾任中共南方局组织部部长钱瑛的推荐下，进入华润公司，并很快升任副总经理。钱瑛人称“党内大姐”，是建国后第一任监察部长。李应吉最初在华润公司主要是协助钱瑛为新中国举办干部培训班。由于钱瑛工作繁忙，具体工作由李应吉主管。培训怎样开展、培训什么内容以及如何安全接送培训干部，都由李应吉总负责，而培训所需的所有费用由华润公司负责。从1948年春到1949年春，在李应吉、麦文澜、万景光、余秉熹的策划下，一共举办了十三期干部培训班，共有140名以上干部接受了培训，培训学员主要来自于上海、南京、天津、武汉等地，他们中间有工人运动代表、进步青年、民主人士、以及坚定支持解放军的私营业主。为了保障学员的安全，李应吉煞费苦心，几移培训地点，先后选址于香港湾仔渣菲道、湾仔学士台、湾仔永丰街、九龙上海街等地。培训的主要内容是学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学习毛主席讲话精神、中共中央文件、全国解放形势等，培训期间也深入交流了己经解放的济南、石家庄等大城市的接管经验，并制定了解放南京、上海后的接管方案。
在接受培训的学员中，有很多人后来都成为了党和国家、各省市以及各大国有企业的领导人。参加第八期培训的吴学谦，后来成为外交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全国政协副主席，参加第五期培训的王汉斌，曾任第八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参加过第二期的马纯古，曾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在这些学员中，有不顾生命危险支持解放军的王明远，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时，他不顾个人安危，为刘邓大军送去了大批食盐和粮食；有不怕牺牲的朱启銮，他冲过敌人的一道道封锁，把江防地图送到解放军渡江战役的指挥部。在这些学员中，也有思想进步的爱国商人谢寿天和优秀的青年党员马识途，谢寿天是当时著名的金融家、外交家，他是中国保险事业的开拓者，马识途仍健在，已经107岁了，他是我国著名诗人、文学家，电影《让子弹飞》就是根据他的作品《盗官记》改编。在这些学员中，更有杰出的女性代表邱一涵，邱一涵是新四军第一任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的爱人，1930年入党，参加过长征，她品德高尚，在党内有“红色母亲”之称，1965年因病去世，袁国平的老部下开国上将唐亮、宋时轮、钟期光等人亲自扶灵。
这批经华润培训过的干部，后来在华润公司安全护送下，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为百废待兴的新中国迅速恢复生产、平抑物价、稳定市场供应，做出了巨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