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是中国的“CSR元年”（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简称CSR，即企业社会责任），全社会性公益形成于当年的地震中，大批企业从内走向外，积极投身社会公益事业。
到了2016年，CSR出现了“中国化”的问题——变成了企业和社会的一张皮。很多企业都在谈社会责任，但与此同时，社会道德大面积崩塌。
几年前中国社科院的报告便显示，中国社会信任度已跌破警戒线，总体社会信任降到了“不信任”水平，64%的民众认为当下中国社会“不公平”。
社会责任沦为一张皮，要从这些“不公平”说起。
企业的作为与社会道德水平相适应
今年，华润集团推出了2015年《社会责任报告》，这是华润集团推出的第9份年度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该报告强调，企业必须遵守商业伦理道德。这不再是一个大而空泛的学术命题——只存在于商学院的课堂和教材，它是我们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小到一条十几个字的短信，都藏着企业商业道德的秘密。山东女孩徐玉玉遭遇电信诈骗猝死，引发了中国公众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讨论。中国十几亿拥有手机的人，可能大部分都收到过这样的电信诈骗信息：幸运大奖、兑换积分、领取话费、网购退款、邮包藏毒、选秀节目报名、冒充熟人借钱、冒充政府工作人员、短信链接藏木马等。各种诈骗手段层出不穷，防不胜防。
9月5日，工信部罕有地回应了徐玉玉事件，认为个别基层电信企业可能为了追求短期经济效益而罔顾社会责任。不追究相关企业的连带责任，诈骗仍然会继续猖狂下去。讽刺的是，反诈骗是电信企业早已在“年度社会责任报告”一提再提的承诺。承诺的话说得漂漂亮亮，但公众似乎并没有享受到绿色安全的网络服务，倒是让骗子们率先成为了享受“信息生活之便”的一部分人。
实际上，《公司法》早已将“社会责任”纳入了法律范畴。社会责任，不仅仅是企业在商业伦理上自觉承担的义务，也是法律的强制要求。
不幸的是，当前中国的市场规则和社会道德状况难以让人乐观。早有证据表明，运营商不是没有办法解决垃圾短信问题。2011年，广州市民杨先生把运营商告上法庭后，被告随即把他加入了“红名单”，通知全体代理商不得向他发送广告短信。原本有幸进入这个红名单者，自然不是无权无势的“白丁”。
这样的“红名单”不独存在于电信行业。社会上到处都有地沟油，饮食企业不使用廉价食材便难以降低成本，但有的人却可以享受天然无污染的特供食品；平民百姓为车牌、学位、医院床位争得死去活来，但有的人却拥有绿色通道；一线城市集齐了所有政策福利，人才和劳动力都往大城市跑，中小城市留不住人口，也留不住企业。
只有小部分人能进入“红名单”，这就是特权；只有当所有人都列入了“红名单”，社会才会公平。这是治本的第二层，也是最难突破的一层——制度建设。在一个“地沟油”和“红名单”成为潜规则的社会，大部分企业的作为只能与社会的道德水平相适应。
优秀企业要在德行方面有突出表现
企业社会责任备受质疑的时候，恰恰说明企业和社会已经到了亟待转型的关口。要重振社会信任，社会各界就不能再把社会责任当作一张光鲜的皮。
主张自由放任的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曾经在他著作中提出，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增加自身的利润。国内不少人把企业没有社会责任的原因，归诸弗里德曼的“利润原则”。实际上是误解了弗里德曼。
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本身并没有错，这是企业的天性和目的，也是市场对企业的要求。弗里德曼认为企业不应承担“社会责任”，是认为企业家把公司的利润拿去搞公益慈善，一来涉嫌违背职业道德，二来这等于是加重了企业的税负，把政府应该做的工作做了。
所以，主张“利润至上”的弗里德曼，并不反对企业有社会责任。企业实现了利润，才能坐下来好好谈谈“社会责任”。华润集团董事长傅育宁指出，“一家优秀的企业不仅要在商业层面取得成功，实现经济价值最大化，还要在德行方面有突出表现，实现社会综合价值最大化”。
企业的社会责任有多个面向，但《公司法》中还没有描述过它的内涵和外延，也就难怪一般公众总是谴责企业以利润为先，批评起来不得其要。管理学者Archie B. Carroll把企业社会责任分为一个金字塔式的层次，从基础到高层依次是：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慈善责任。以经济责任为基础，以法律责任为准绳，才能把社会责任延伸到其他层次。
以华润集团为例，华润每年服务着5900多万家终端客户，为业务伙伴提供逾4800亿元（人民币）的商业合约，为社会提供近50万个就业岗位，为政府贡献440多亿元的税收。在此基础上，华润也响应了企业伦理的要求，建立了相对合理的员工培训计划、薪酬体系以及福利政策，其中各类员工互助基金、救助基金、关爱基金等有近百个。2015年，华润集团帮助困难、患病员工及其家庭、子女共计11762人，帮扶金额达1462万元。
社会责任金字塔的最上层是慈善，法律和伦理并没有对此作出要求，但民众往往乐于看到企业奉献社会。2013-2015年，华润慈善基金会的捐赠支出总额近6亿元。从2008年启动迄今，华润集团已累计向华润希望小镇项目捐资4.5亿元，在广西百色、河北西柏坡、湖南韶山、福建古田、贵州遵义建成5座希望小镇。2007至2015年底，华润助学基金累计资助了8000名贫困大学生。企业在教育慈善领域投入，无疑是具有前瞻性的社会改良行动。
对于大型企业来说，慈善既能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弥合社会不公的裂缝，也有利于企业的品牌建设，帮助企业建立良好的公信力。中国的民间慈善时代已经到来，促成这一变化的，是一大批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优秀企业家和企业。
唯有当社会各界不再把社会责任当作一张皮，企业的努力才能得到回应，社会不公才能得到改善，民间力量才能恢复，社会信任度才能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