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生活还有诗——写在“四海一心”重聚之时


“四海一心”这个旗号就像四人在此名义下干过的所有事情一样,本身意义阙如,只是因为某次随性的命名,就把大量毫无关联的生活形式纠合在一起,企图激发更多想象。在旁人看来,这类互相拥抱的姿势不过是在面临认同危机时的一种夸张,多一句渲染都会有解读过度、大惊小怪的嫌疑。

 

重涉岁月之河,四人混迹的那几本诗刊已成为具有青铜器光泽的晦涩事物,喑哑地在见证了一场友谊,一次歌唱,一个小酒馆的破落,一个时代的掩面而去。只是,最初的铭文依然闪烁地流传着:我从来不想感动你。正是第一本诗刊封面上这样一句沉吟,击退了四人的故作矜持。

 

是发起人、处女座的乔少爷最先打破沉默,用Pink Floyd做背景音,向我们展示少女照片、诗歌初稿、旧日情书以及作为纪念物的小物件,这些平凡琐细的玩意儿经他小心翼翼地收藏、反复摩挲和虔诚凝视,让人感受到诗歌、爱情、理想在朋友们生活中天然、朦胧又坚固的联络作用。所以,四海一心的早期篇什是献给在校园里生活过的这一位或那一位真实的少女的,每一个标点都省略了无尽的年少轻狂,或者说痴心妄想。抒情主题在四人的文章里一而再、再而三地呈现,四人也轮番循环着失恋、喝酒、写作的相似经历,在紫荆树下上演司空见惯的悲悲切切。

 

第二本诗刊是四人友谊全新的出发点,主题开始逆转。外省青年的野心、异乡人的焦灼、初露锋芒的自得,以及对异性乡愁式的追寻,贫穷、自卑、对方向无名的道路的诘问,在由四人所包办的这本诗刊上,以一种混合物的形态开场。其中的每一种气质都在他们日后的写作中慢慢展开,又徐徐聚拢在这本诗刊上。

 

那是一段值得称羡的时光。当渣哥自称“我只是黑夜里一匹伤感主义的野兽”,我会被这种“以诗相逢的日子”感动,张罗大家到校门外的大排档手执杯盏,龇牙咧嘴,畅想诗和远方。我们四个彷佛是一张中国式餐桌的四条腿,缺一则不美。而桌上摆的菜,是诗,是酒,是爱情,间或有忧郁的小号和怀恋的竖琴。


凭借这种围炉而坐的姿态,以及对各种文学刊物的地毯式轰炸,四海一心很快成名,获得了迅速的然而是曲解的张扬。四个人在诗社的偶然相遇,被吹嘘为青年才子与才子的对话,几乎是稀里糊涂而又心安理得地成为了某种象征,实质是酸腐文人的臭味相投。人渣!有时他们也快活地这样互相称呼,那才是最真诚的。一个河南人,一个广东人,一个贵州人,一个山西人就这样紧紧拥抱,然后用一种奇怪的歌唱来照亮自己的道路。

 

四个人都动用了自己内生的、原始的音素,都显得有些迫不及待,急于证明自己比别人更好。看上去渣哥的嗓子最为尖锐、高亢、雄性勃发,与他的长相很不相称。这个国贸系的本科生跃跃欲试,语言成了他向校园生活发起进攻的最称手武器。相形之下,阿炽常常坐在一个不起眼的、容易被人遗忘的角落里,固执而默默地吸他的纸烟。他在一堆堆精心掩饰、错落铿锵的诗行下,心情复杂地表达对未来的渴望。但要是没有那些怀抱诗集、从南方乔木之间逶迤而过的文学女同学,他在文学上的努力必然会显得空洞而不着边际。尽管这两个人如此判然有别,但某年生日,阿炽送给渣哥一个很牛的礼物:《圣-琼·佩斯诗选》,这显然是身怀诗艺的同类之间的惺惺相惜。

 

诗歌给予四人的,远不止于语言的欢悦,更多是思维的共鸣,价值准则的共振,使四人在激情冒进的年龄得以安身立命。这一点张会长最认同。谦和的他通常只有两种表情:忧心忡忡,或咧开大嘴憨厚地笑。处于这两者之间的时候,他就打算写一些很玄奥的诗,或很不感性的散文。更多的情形是,他想要歌唱的时候,觉得应该用思想来提升声音的品质;而当他准备以一个思想者的面目出现,又发觉嗓子里冒出的不过是一堆抒情的玩意儿——四人重聚时才发现,类似的“纠结”才是我们生活的常态——反映在诗歌上,就是夸张抒情和悬空沉思,那是青春狂想的另一种形式,通过对传统、权威、等级中心的鄙弃,通过对日常生活的诗化认同,方能在诗歌写作中体证自我的内在生长。

 

转眼十五年,四海一心这个旗号及附着其上的一切,早已时过境迁,四人天各一方——深圳,香港,厦门和新加坡。大家偶尔在台灯下、邮件里、朋友圈抚摸陈年往事,转头就深陷于工作的繁杂与生活的琐碎,迷惑中夹杂着唐突与惊惶。此时,青春的号角逐渐隐没在深沉的个人历史回忆之中,生存成为歌唱的关键前提,以青春为名义的假面舞会曲终人散,四人貌似理想主义的诸神合唱顿时尴尬地停在半空,不知道是否应该砸下最后的休止符。在硬币的另一面,一个理想主义集团所蕴藉的人文情绪就不言而喻地渲染又渲染。

 

四人寄居的城市都有成熟的市民社会,很容易让人看到自己平庸、懦弱的一面,这一面毫无高贵血统、远离神性,交织着小市民一般的欲望与哀愁——一方面想做一个丰衣足食的人,扛着中产阶级的社会憧憬;另一方面又无法抛弃波西米亚人式的流浪冲动。于是,一种哭笑不得的局面出现了:他们决定坚持,但并不清楚要坚持什么。对比先贤,只要生活的实体性内容还没有被贯彻到精神历险之中,这种挣扎就只能是面对幻想中巨大风车的堂吉诃德。到了一定年龄,再置身于这种严肃而艰难的漩涡中,就会无路可退。

 

在酝酿这场重聚时,渣哥在微信群里用语音讲了莫奈和德加在烈士啤酒店开始的故事。这段耳熟能详的故事提示四人,任何时代里,坚持理想主义都是一件其命维艰的事情。这完全是由人类命运的悲剧处境决定的。想到这里,当事人的人文情绪再次发作。他们虽然分别来自国贸系、会计系、法律系和政治学系,但共同热爱卡夫卡、艾略特和博尔赫斯,李白、鲁迅和海子。他们都自命怀揣着这个时代的正确风向,在混乱动荡的季节里心藏窃喜,多年以后仍能遥相呼应,共同怀念,当年是如何在乔少爷的唆使下,从童年记忆中攫取了理想主义的一抹微光,然后郑重其事地把一种原本平凡的友谊通过酒肉之交、手足之情,上升至四海一心这样冠冕堂皇的自缚之茧,并且不会纠结这场友谊是否堵住了心灵向其他方向流泻的可能。想到这里,四海一心起码还是四个志同道合之人内心里的一个恒久绵长的秘密,足以让我们久别重逢时频频举杯、一饮而尽。而四人的友谊、一起的那些歌唱与呼叫,为大片灰色的背景投下了令人感激和感伤的亮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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