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汉方有迹可循

扬州鉴真和尚精通医药，虽然双目失明，依然能通过嗅觉与手摸，鉴别药材真伪优劣。他奇迹般地治愈了日本光明皇太后的绝症，被日本民众奉为“神医”。传说他曾用鼻嗅的方法，把正仓院的药物（麝香、沉香、胡椒、蔗糖等）一一加以辩证，并说明它们的用途，著有《鉴上人秘方》一书传世。

江户时期以前，日本的药商一直把他当作医药之祖来奉祀，因此被誉为“日本汉方医药之祖”。在日本古代保存下来的汉药包装袋上，都印有“鉴真大和尚传方”的字样，说明了鉴真在日本医药界和民众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日本的汉方药与中国的中药在使用上有一个很大的区别，这个区别在于，中国的中药基本上还是采用传统的熬汤的做法，而日本市场上看不到熬汤，几乎所有的汉方药都是颗粒剂，这种颗粒剂中药便于携带和出口。

汉方及传统医学将疾病归纳为平衡被打破后所引发的不调和症状，治疗疾病时是观察人的整体，在药妆店里常见的汉方，基本都出自于《伤寒论》、《金匮要略》、《万病回春》等书。

日本必购药品

【柴胡桂枝汤】《伤寒杂病论》中“柴胡桂枝汤”的方剂为：柴胡20克，桂枝7.5克，芍药7.5克，黄芩7.5克，人参7.5克，甘草5克，半夏10克，大枣6枚，生姜7.5克。实际上日本方剂的用量会更少。除了能够治疗（出汗较多的）风寒感冒以外，还可以缓解肝气不舒、胃气不降引起的呕吐、厌食和腹痛等症状。日本人还用它来改善体质、治疗慢性肝炎。

【小青龙汤】麻黄在五行中位居东方青龙，主春木，有着很强的生发力。小青龙汤，是以麻黄为主的汤剂。在《金匮要略》中，小青龙汤用于“咳逆倚息不得卧”。那些连夜咳嗽，睡都睡不好的月子终于有救了。

【半夏厚朴汤】半夏厚朴汤的方剂来自《金匮要略》，临床多用来治疗慢性咽炎，在日本的药盒包装上，则是主打焦虑症和神经性胃炎，甚至是心情郁闷等症。

【救心丸】救心丸中去除了有毒性争议的雄黄，增加了沉香、珍珠等药材。服用时，一次两粒就可以，有益气活血、强心止痛的作用。

【龙角散】以桔梗、遠志、杏仁、甘草为主，作为日本的第三类药物，安全性很高，对嗓子不适，吸烟过多，咳嗽不止等症有缓和效果。

【麦门冬汤】麦门冬是上海大街花坛里常见的草，其实也是炮制后用来滋养肺胃、滋阴润燥的良药。麦门冬汤的方剂来自《金匮要略》，在日本多用于治疗咽炎、气管炎和支气管炎。气短喘促甚至呕吐，口渴咽喉干等症时，可以使用。

【八味地王丸】八味地黄丸一方主要来自张仲景的《金匮要略》，又叫“金匮肾气丸”，是在六味地黄丸的基础上加了桂枝、附子两味，能够在补阴中生火助阳。

【葛根汤】葛根汤在日本也很常用，在感冒初期使用常常有一剂见效的案例。葛根汤方剂来自《伤寒论》，与麻黄、桂枝配伍使用。感冒时发烧，并感到身体疼痛、头痛、腹痛、干呕或微喘等症时，可以使用。在日本，葛根汤也用于缓解那种身体僵直、不能动弹的疼痛。

来自阿拉伯丝绸之路的记忆

公元前5世纪时，一位叫胡洽的阿拉伯医师侨居中国，著有《胡洽百病方》，由阿拉伯传入中国的植物有胡瓜、胡蒜、胡豆、胡萝卜、红花、巴旦辛、无花果等。

同时期中国也吸收了阿拉伯的医药知识，如苏颂编著的《本草图经》记载有胡薄荷等，当来自于阿拉伯国家。

西行印度的佛门医学

唐代义净和尚于671年由海路去印度，住25年，作《三藏印度记》。该书提到印度本草所载药材有阿魏、诃黎勒、郁金香、豆蔻（三种）、龙脑、丁香等，并提到神州（即中国）上药有人参、茯苓、当归、远志、乌头、附子、麻黄、细辛等。

早在公元前二世纪，张骞开辟“丝绸之路”时，就派副使到达印度，并把中医药学传入了印度。

南北朝时，中印佛教僧侣往来频繁。我国求法印度的僧徒大都精通中医药学。如公元六世纪，敦煌高僧宋云就向印度人介绍了华佗的医疗事迹。唐代僧人曾在印度居住二十年，用中医药学为印度人诊治疾病，并介绍、宣传中医药学，如本草学、脉学、延年益寿术等知识，促进了中印医药学的交流。

我国与印度的交通主要是海运，通过海运的药物贸易也十分兴旺，不少药物传入印度后，又再传入阿拉伯地区。如十三世纪阿拉伯药物学家伊本？巴伊塔尔《药草志》中就提到印度有一种叫使君子的药物，来自中国，经印度传入阿拉伯地区，是驱小儿蛔虫的良药。　　

最早将印度医学传入中国的是东汉末年，伊朗国王满屈二世的王子、佛教徒安世高。南北朝时，印度医药随佛教书籍传入中国，到中国的印度人也大多懂得医术，唐时有印度医生来华行医。鉴真大师就曾请印度医生治疗眼病。公元713年，婆罗门僧人曾向唐明皇献长生药仙茅方。在《外台秘要》、《千金方》等医书中收录了印度的方药和治疗方法。

古印度医学病理学的主要内容是“四大说”，即地水风火。“大”之义为气，认为“一气不调，百一病生，四气不调，合生四百四病”。“四大说”成为了古代中印医学汇通尝试的医家解释病理的基础。

孙思邈根据古印度医学的“四大说”与中医学的病因学，提出了发生疾病的原因有四种：第一种为冷，第二种为气痰，第三种是邪风，第四种是热毒之邪的汇通发病学观点。孙氏还把中医脏腑学说与古印度医学理论进行了汇通，指出：百种疾病离不开五脏，五脏各有八十一种疾病，冷热风气四种病因，共产生四百零四种疾病。

古印度医药学传入中国后，尽管有些医家对它们进行了研究与汇通的尝试，但古印度医学理论没有对中医药学产生较大的影响，只从不同的侧面丰富了中医药学。古印度的药物则成为了中药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们大都收录到了唐朝以后的历代本草著作中，并完全中医药化了。

香港：历经百年沧桑 回归后焕发新生

中医药在香港发展已有百余年。香港有医药登记条例，始于1884年，颁布这条法例的用意，是要确定西医的标准，并非限制中医中药。

西方医学传入中国，与香港不过二百年，五千年来中国的卫生保健，一直依靠中医。1841年在港英政府发出公告，承诺会按中国律例、风俗和习惯管治香港居民。传统中医一向被视为中国的风俗和习惯，故中医执业和中药的使用一直不受管制。香港开埠初期，西方医药尚未普及，执业西医多为外国人，本地居民的医疗事宜，全由中医负责。

英政府统治香港时，曾作出承诺，尊重中国人的传统风俗习惯，保留华人有应用传统医疗方法行医的权利。华人在香港用传统医术行医，当局不加干预，亦无立例管制。执业中医无须向医务卫生署办理登记，只须向税务局办理商业登记即可挂牌行医。由于中医资格无一定标准，任何人都可自称中医悬壶问世，造成庸医充斥，中医学本身亦受到贬损。

按照现行法例规定，中医只能使用“中医”、“中医师”、“中医生”、“国医”、“唐医”等名称，不能使用“医生”、“医师”、“医务所”、“医疗所”等西医习用之名称。中医的“钦定英译”HerbAlist，译为“种植或贩卖草药者”，这种职称未被承认为“医务人员”的范畴。

回顾历史，1841年至？1941年的一百多年间，中医对维护香港居民的健康，曾作出积极、重要的贡献，其中从鸦片战争至1945年，实际上承担香港保健、医疗工作的主要是中医。但西方医药在战后又发明了抗生素，此消彼长下，中医的优势才被大大削减。

1851年，WW诞生；1911年和1929年，广华医院和东华东院分别建成；1930年，三家接收华人病人的医院纳入一个体系，称为“东华三院”。1940年代是香港中医药业巅峰时期，五十年代初期，国内外名中医学者大批涌到香港定居，南北人材荟萃，这是香港中医人才最鼎盛时期。

中医院发展历史虽久，但中医教育在香港起步却较晚。1997年回归祖国后，香港才开始出现正式培养本科生的中医学院。起步虽晚，香港正规中医学院从无到有进展则很快，香港几所著名高校都设立了中医药专业，比如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浸会大学等，为中医药在香港的传承和发扬培养人才。

2013年1月，香港中医中药发展委员会成立。2018年10月，香港与内地签署中医药合作协议，在香港中医医院建设、中医药国际标准化、“一带一路”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领域加强合作；同月，大型中医药推广活动“中医中药中国行香港活动”在港举办，让广大香港市民体验中医药的魅力。